暨南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路径探索

高校实验室中的危化品管理与科研师生的生命安全和学校的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然而,近年来多起实验室危化品事故揭示了高校在危化品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危化品的特点,并针对高校实验室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结合暨南大学在实验室危化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经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防止安全事故重现,推进高校平安校园的建设。

社会信用治理模型选择:由风险预测制迈向行为积分制

模型是对实践的抽象化表达,内含实践的认知理念和价值判断。不同信用模型内含不同的信用治理理念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风险预测制模型用于风险预测和秩序控制,在实际社会信用治理中产生过度收集数据、模型黑箱化、难以有效预测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技术设计过程未能有效反映治理需求,反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信用治理需要从行为改变出发,迈向行为导向,转换治理范式。行为积分制模型以行为理论为支撑,通过将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日常事项转化为积分激励事项,推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建设中,以共建推动共同治理,将共治行为转化为积分,进而实现治理成果的共享,提供了民主治理的新范式。在推动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更多考虑行为积分制模型的应用和推广。

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理据与路径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施行,可为家庭暴力未成年受害人提供较为有力的司法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的范围尚不周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前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中因法源依据不足而介入受限。本文以“国家亲权”法则作为理论支撑,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教义学视角出发对法律条文作出体系解释,旨在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六条、一百零八条之间的纠结与联系,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特殊主体地位,以期厘定后者第一百零八条中具备代为申请资格的“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范围。继而,根据公权力介入限度对第一百零六条受案范围提出若干建议,论证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时机和方式,以优化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路径。

论复杂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权法的定性--兼评“AI文生图著作权案”

对于AI生成物的可版性认定,我国司法实践采取了“简单—复杂”场景二分的裁判思路。然而,囿于对独创性概念的有限阐释,司法机关并未对该问题形成逻辑融贯的论证,进而引发争议。对此,有必要以复杂生成场景为定位,并沿袭独创性概念的规范阐释脉络,从客观、主观和行为三个维度来回应争议:第一,著作权法并仅不限于保护“大师”作品,生成式AI“排列组合式”的创作也能满足客观面向的“一定美感”;第二,复杂AI生成物具有高度定制化的特征,因此具备主观面向的“个性因素”,“人机二分说”将工具误认为主体,“算法唯一说”缺乏对创作流程的完整考量;第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的“直接”应解释为“主要贡献”而非“直接决定”,后者既与域内外的一贯实践不符,也有悖于社会化创作的现代艺术发展规律。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合同所必需规则的扩张适用

合同所必需规则与告知同意规则构成企业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两大支柱”。由于合同所必需规则无需取得个人“同意”,其理应成为企业的首选。然而,作为平台企业的一种日常经营行为,个性化营销却被欧盟排除在合同所必需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且该立场为我国学界所普遍认同。从实际看来,限缩解释立场是规则借鉴背景下一种错误的“路径依赖”:其一,合同所必需规则具备独立的适用地位,适度的扩张并不会导致告知同意规则的“消融”;其二,限缩解释路径既不足以从信息自决理论中推导而出,亦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目标相违背。借助比较研究及案例分析,可以类型化方式对合同所必需规则的扩张适用路径予以具体阐明。作为争议的核心,个性化营销场景之于合同所必需规则的适用可通过合同目的和比例原则的考量予以单独证成。

国家出资公司集团治理法律规制范式的分类构建

国家出资公司几无例外地处于集团化营运中,且因市场经济、公共利益目标差异而产生治理结构分类设定的需求。但《公司法》并未直接设定针对公司集团的调整规则,也未回应国家出资公司的公共利益需求。鉴于此,结合旨在分离市场经济、公共利益目标作用场域的“分类改革”政策,在尊重《公司法》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国有出资公司集团治理的法律规制范式作分类构建。公益类集团宜以“单个企业”范式肯定母公司高度控制权的合理性,对子公司权力进行正面列举以保障集团剩余控制权归属于母公司,并通过成本核算、收益补偿来修复子公司独立人格之损伤;商业一类宜遵守《公司法》下的“分离实体”范式,保障集团内成员公司独立意志,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事后救济成员公司被侵害的独立人格;商业二类应以“分离实体”范式为主,分离核算承担公共使命之特殊业务。

“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校外在线教育的监管与规制

为探究“双减”背景下中小学校外在线教育监管与规制的具体情况,从教育法角度,结合行业特点,针对目前中小学校外在线教育监管方面存在的效率低下、环节缺失与规制方面存在的层级较低、内容缺陷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为解决中小学校外在线教育监管与规制的现存问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改进: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包括修改相关法律和完善相关法规;二是完善细节设置,包括完善机构准入、教师资格,以及对教学内容的相关规定;三是提升监管效率,包括提升综合监管的能力和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四是健全监管环节,包括健全教师资格、教学内容,以及培训收费等方面的监管。通过研究,以期对深入落实“双减”政策,进而促进中小学校外在线教育健康、稳定、有序发展有所裨益。

谈新形势下大学科技园与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

创业教育的实施和创业人才的培养已成为时代赋予高校的又一重任,而大学科技园是大学科技人才创业和创业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要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的载体作用,构建多层次平台,增强其实效性。

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路径选择与目标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法学教育发展迅猛，并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正视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路径，应以培养具有高度卓越的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道德伦理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

广东法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有什么样的法学院就有什么样的法律人,有什么样的法律人就有什么样的法治社会。法学教育不仅仅传授法律知识,而且培养法律信仰,提高全社会的法律观念,促进法治化进程,因而,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建设问题,而是事关依法治国和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目前,广东省法学教育存在着重规模、重速度、重招生,轻培养、轻质量、轻信仰等储多问题,但首要问题是法学教育的规模失控、起点太低、层次太杂,严重影响了培养具有统一法律信仰、统一法律知识背景和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的人才目标的实现。本文针对这一突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证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尽快取消大专及以下层次的法学教育,以本科教育为法学教育的统一起点,加强研究生教育,引入评估机制,切实保证法学教育的整体质量。

德国刑法学中法益概念的内涵及其评价

在探讨犯罪的概念及实质的过程中产生的法益概念虽然至今都很难获得一个毫无争议的明确定义,德国立法和司法界至今都对法益概念的批判功能持怀疑态度,但这些事实和难题却都难掩有着近180年历史的法益论的宝贵价值。一元的——人本的系统批判的现实的法益观符合法益论的自由主义思想内涵,在后现代工业社会里不仅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应发挥对"现代刑法"的批判功能。相反,放弃法益论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一味顺应对集体法益的扩张保护,是与法益论的历史精神背道而驰的一种错误选择。

市场准入的法学分析

日益复杂的市场准入社会关系需要多个法律部门综合调整。民商法中的市场准入是一种权利确认及有关权利行使和交易的一般性制度安排;行政法对市场准入的调整明确了政府机构的法律地位、职责、权力和对权力的约束;经济法中的市场准入是对民商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矫正,是在特定情形下对特定事物的公权干预形式;国际经济法中的市场准入主要是指一国企业、产品、服务或投资等如何从实质上进入另一国市场。

德国刑法学中法益理论的历史发展及现状述评

法益概念在德国刑法学中有着独特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理论界尽管对其内涵和功能理解不一、聚讼纷纭,但主流观点一直肯定,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以法益为基础的犯罪的实质概念能够限制刑事立法。而另一方面,德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界对于法益概念的批判立法功能一直心存怀疑。法益论的发展历史和最新发展告诉我们,法益理论的历史精神体现在它对自由主义的坚守,是不屈从于国家权威和国家家长主义的独立判断和坚持。合比例原则与自治原则是对法益理论的有益补充。

中国法学教育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20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第一次是清末新政,西方近代的法学思潮涌入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迅猛,法学一度成为显学。在概念、原则和体系诸方面均与中国古代法学迥异的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开始在中国建立。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的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发展,法学教育再次勃兴,并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从法学教育精英化走向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我国未来法学教育坚持精英化走向的实现路径。

论我国现行本科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

不同教育目标决定着不同教育措施的实施。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体系是多形式和多层次的,本科法学教育是其组成部分之一。本科法学教育应基于其教育对象和其在法学教育中的承上启下地位,将教育目标定位为"以学术为基础,授予学生广博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道德情操、专业知识以及实践能力的教育",并在此教育目标下采取相关的教育措施。

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路径

法律硕士(法学)于1999年停办、2008年复办,发展过程断断续续,至今不足十年,缺乏成熟的培养经验。实践中多数高校往往没有开拓出独特的培养模式,几乎照搬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使得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学硕士的区别性不大,处于较为尴尬的位置。在深化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阶段,应当结合法律硕士(法学)的高层次、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之定位、特点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探索出该类硕士生的改革方向,进而设计具体的改革路径,以进一步提高其培养质量和区分度,满足法科研究生结构的调整和社会需求。

人力资本出资的法学和经济学分析

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经营功能,在资本信用转化为资产信用的理念下,人力资本不应被排除在法定的出资形式之外。实现人力资本出资,首先要解决好人力资本价值的量化评估措施、履行人力资本出资责任的保障措施和降低人力资本产生的交易风险措施,并对将来提供的人力可否作为人力资本出资,是否应限制人力资本的折股比例进行分析。

关于消费信贷问题的法学思考

对消费信贷问题进行法学考察和研究，能拓宽消费经济学与金融法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为目前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有关消费信贷法规提供理论参考，也可以为城乡金融机构在今后拓展消费信贷业务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法律环境。国外对消费信贷问题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并均先后...

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改革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法学教育发展迅猛,并呈现出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21世纪我国法学教育改革路径,应以培养具有高度卓越的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道德伦理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