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水资源视角的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以胡焕庸线作为区域分异标准,利用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与42个细分行业数据,构建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模拟分析调整产业结构所带来的节水效应。结果显示:2010年胡焕庸线东南地区和胡焕庸线西北地区消耗虚拟水总量分别为8393.99亿吨和1731.85亿吨,不仅总量上差距较大,两侧各行业在虚拟水量的消耗上也有较大差异。按照2010年各行业用水结构,胡焕庸线东南地区2010年虚拟水总量相比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用水总量红线2020年所允许的虚拟水量,只有1496.01亿吨的剩余,按照过去的增长速度,如果不优化用水结构,到2020年东南地区将突破用水总量红线;而胡焕庸线西北地区2010年则已经超越用水总量红线706.47亿吨。进一步的模拟分析表明,在区域产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胡焕庸线东南地区的虚拟水使用量可减少945.24亿吨,胡焕庸线西北地区则可减少229.17亿吨,两者合计可以节约水资源1174.34亿吨。可见,调整产业结构可以有效帮助各地区减少用水总量,是改善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缓解水资源短缺、建设节水型经济的重要途径。

国际贸易、碳泄漏与制造业CO_2排放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外贸易的不断拉动,但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碳排放总量也在迅速增长。本文根据中国1996-2010年的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了27个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并根据碳排放强度将制造业分为低碳制造业和高碳制造业,对其碳排放趋势进行了分行业研究,在此基础上,利用FGLS回归方法验证制造业碳排放EKC的存在性并在模型中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对结果进行检验,然后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贸易和工业增加值的交互项考察碳泄漏问题。所得结论如下: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无论是人均碳排放还是总的碳排放均符合EKC曲线,而高碳制造业却存在着线性关系;贸易减少了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的碳排放,但却增加了高碳制造业的碳排放,总体来说贸易量的增加对于制造业人均碳排放量和总碳排量的影响是有利的;在碳泄漏问题上,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不存在碳泄漏的问题,而高碳制造业则相反,但整体上"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一结论在我国不成立,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总体影响是有利的,中国不需要因为减少CO2排放而去限制制造业的对外贸易。但是制造业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我国应制定有效的低碳政策,引进先进技术,并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对原有的旧设备进行升级和改造,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针对制造业中高碳制造业的高排放强度,我国应努力做大产业规模,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研发资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达到减排的效果。

南北碳排放配额政策博弈分析与策略选择

在回顾碳减排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基于双变量(贸易比较优势和环境比较优势)、碳排放配额政策和不完全市场竞争假设,构建了两阶段的政府碳排放配额政策与企业碳减排水平选择的博弈模型,应用逆向求解法得到了均衡解;进而考虑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得到全局稳定均衡最优解及其条件,从福利、贸易、环境效应等多个角度分析比较了南北国家碳排放许可证政策、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和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的选择条件.结果表明:从改善福利来看,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市场能够促进资源在国家间的有效配置、实现Pareto改进;从改善环境来看,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最好,碳排放许可证政策最差;从改善贸易来看,三种政策难分伯仲,但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更有利于北方国家,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更有利于南方国家.三种政策均不可能实现环境和贸易同时改善,短期内南方国家仍会优先选择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发达国家试图短期内实现全球环境政策合作还不够现实,应本着更为务实的原则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推进环境合作.

排污权交易机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双重不利局面。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并且明确了采用市场化机制来治理环境污染的思路。然而,关于市场化机制治理环境污染能否促进绿色发展的研究却相对欠缺。为此,本文在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以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将绿色发展区分为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发展效应,分别构建同时包含好产出和坏产出的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来衡量,以1998—2014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双重差分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中国二氧化硫交易机制实施后虽然促进了绿色发展,但作用甚微;(2)研发强度、治污投入、技术引进促进了绿色发展,而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则阻碍了绿色发展;(3)中国二氧化硫交易机制通过促进研发强度的提高促进绿色发展,而通过抑制治污投入、技术引进削弱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4)中国二氧化硫交易机制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增强其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而通过降低二产占比、化石能源占比减少其对绿色发展的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通过市场化机制更好地促进绿色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进一步优化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机制,充分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功能,进一步增加绿色生产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增加治理投入,加大力度吸收先进绿色生产技术领域的外资,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清洁化程度。

产业融合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融合的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利用WIOD数据库中我国1995-2011年的投入产出表,从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向融合的角度分别计算出我国服务业整体以及三大生产性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运输业、邮政通讯业)与制造业的正向融合度与反向融合度。然后以14个分行业制造业为截面构造面板数据,从服务业整体与分行业两个方面,探究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正向融合、反向融合对于制造业产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正向融合和反向融合均对制造业产业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目前表现为正向融合的促进作用大于反向融合,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向融合度的促进作用降低,而反向融合度的促进作用趋于增强。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中国城市经济的绿色转型：基于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忽视能源消耗和"坏"产出会扭曲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变化的估计,有碍于城市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将能源投入变量和SO_2、CO_2两种"坏"产出变量加入环境效率和环境生产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中,采用全局参比的SBM方法和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算中国286个城市2002-2011年间能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无效率来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在这一时期存在清晰的绿色转型轨迹,转折点为2006年;节能减排是中国城市绿色转型的主要推手,但资本无效率恶化减缓了城市绿色转型的步伐;东部地区城市和大城市在中国城市绿色转型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动效应;政府科技投入、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专业化和服务业专业化等是推动中国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

我国林业碳汇市场供需研究——以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为例

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作为我国首个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发的林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CCER)项目,对于我国林业碳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文对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发现林业碳汇交易价格被远远低估,从而使该项目不具备经济上的可复制性。为探究交易价格被低估的原因,本文考察了林业碳汇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现目前碳交易市场对林业碳汇CCER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首先,从需求侧来看,广东省碳排放配额设置过于宽松,缺乏林业碳汇CCER的接纳能力;其次,就供给侧而言,CCER的交易成本很高,且项目申报要求业主为企业法人,这严重限制了林业碳汇CCER的有效供给。鉴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应同时从林业碳汇CCER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着手改革。就需求侧而言,收紧广东省碳排放配额总量,并将林业碳汇CCER交易由补充机制改为配额管理。就供给侧而言,可以结合广东省推进林业碳普惠制度,将项目申报主体和交易主体放宽到独立法人和个人,广泛吸收民间资本、培育大型林业企业开展碳汇造林项目;降低碳汇项目进入门槛,根据省情制定方法学,简化签批手续。

中国碳交易市场CO_2排放权地区间分配效率研究

由于我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碳排放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地域间的差异以选取合理的地区间分配方式对实现2016年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至关重要。本文试图通过零和DEA模型寻求一种新的碳排放权分配方式,在考虑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满足DEA的效率性水平。本文首先通过零和DEA模型对历史排放分配法的效率性水平进行评估,由于历史排放分配法主要受能源消费模式和产业结构决定,不能全面的反映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和资源禀赋等情况,导致减排成本分配的不合理,从而缺乏效率性;然后根据初次零和DEA的评估结果,通过多次迭代法进行投影,计算出效率性最大化的地区分配方案,从最终的分配结果来看,江苏、山东和广东三省的综合产出因素值高于其他省市地区,最终的CO2排放权分配数量也最多,说明在零和DEA方法下,各地区排放权的分配数量与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成正比;最后,在影响CO2排放的因素中,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最为明显。这说明从短期看,受经济发展要求和要素禀赋的限制,我国碳排放量的绝对值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处于上升阶段。

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

将居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研究范围,采用LMDI分解法对2000—2011年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收入对碳排放增加整体上表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生产部门能源结构和能源碳排放因子整体表现为负效应;生活部门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效应不确定;总体上正向驱动效应超过负向驱动效应,致使广东省的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态势。

碳排放配额政策的环境效应和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不完全市场竞争理论,构建了两个对称国家碳排放配额政策选择与企业碳减排选择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运用逆向求解法求得了均衡解,并通过进一步分析碳排放许可证政策、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和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的福利效应,得出了两国政府碳排放配额政策选择的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确定了全局稳定均衡最优解及其条件;此外,还分析了两国政府碳排放许可证政策、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和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的环境效应和贸易效应。结果表明:从福利效应来看,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是全局稳定最优解,可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Pareto改进;从环境效应来看,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也是严格占优的,有助于减少各国和全球净污染排放量;从贸易效应来看,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要好于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因此,北-北型对称国家会优先选择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南-南型对称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优先选择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南-南或北-北型对称国家之间容易实现碳排放政策合作,实现全球环境合作还有待时日。

碳价冲击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市场形成的碳价格会影响制造业各分行业成本的变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水平、能源消费量及要素市场价格的改变。采用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GDP水平、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等数据,以每吨60元碳价水平为基准测算碳价冲击对制造业总体及各分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碳价冲击有助于提高制造业整体的增长水平,减少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要素的需求,并可能改变要素市场上各要素的相对价格。为进一步研究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将27个目标行业划分为高碳行业和低碳行业,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业组在受到气候政策规制时对相关指标的影响。研究显示:无论是低碳行业还是高碳行业,碳减排政策都有助于提升产出水平,但对这两类行业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其中高碳行业在受到碳价冲击时会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水平,以替代原有的能源要素需求;而低碳行业并没有显著减少对能源要素的需求。

我国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初探——以九洲江和汀江-韩江流域为例

横向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补偿方式上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更加灵活和有效。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方面,2016年3月广东分别与广西、福建签订了关于九洲江、汀江-韩江的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首次构建了跨省水环境保护的合作机制。本文通过分析广东省与邻省(区)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案例,重点探讨粤桂和粤闽开展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形式、特点、绩效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基础薄弱,补偿资金的设定缺乏定量的科学依据,政策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提出因地制宜地创设多种补偿模式,科学制定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量化标准,鼓励采用多元化的补偿方式等建议。

SWAT对大沙河水库流域径流模拟研究

广东开平大沙河水库为开平市主要供水源,其入库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库呈富营养化状态需控制外源营养盐的输入。为了探究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模型在亚热带地区的适用性,为流域污染管理提供参考,运用ArcSWAT2009对大沙河水库流域进行了径流模拟和评价研究。用LH-OAT方法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找出对径流模拟影响较大的15个参数,采用2003—2012年的水库总入流数据对模型进行率定和验证。结果表明,LH-OAT敏感性分析方法可准确地找出模型的敏感参数;将时间尺度分别为日和月的率定和验证结果进行比较,月模拟效果明显较好,其与实测数据的相关系数R2分别为0.884和0.911,纳什系数(NSE)分别为0.879和0.907;模型的自动率定SCE-UA方法在大沙河水库流域的水量模拟中较适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应用,为水质水量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吗?——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使得产业转移效应理应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那么,污染产业转移究竟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为此,采用产业转移相对量指标以及粘性指标对广东省2000～2014年污染密集产业的转入和转出情况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对转入地、转出地及全省的环境经济综合效应。结果发现：（1）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无法兼顾转入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却可以兼顾转出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2）工业二氧化硫和烟尘重污染行业在各地级市的转移无法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在各地市的转移可以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3）工业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呈现＂倒N型关系＂,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

基于生态元核算的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及实施方案研究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和专项整治模式,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措施见效快、力度强,但监管成本高昂,激励机制不足,并且有可能扩大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现有的少数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存在适用范围有限、补偿依据单一以及微观主体难以参与等问题。本文试图构建适用于更大空间尺度且涵盖多种生态服务的综合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以建立各地区公平分担保护成本的长效机制。首先,利用生态元的核算方法构建长江流域各类生态资源的本底数据库,测算各省(区、市)生态元总量和单位面积生态元的变化情况。其次,从概念、参与主体、补偿模式和实施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创建流域生态元缓解银行的构思及其实施机制。本文认为,流域生态无缓解银行方案有助于构建适用于长江流域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考虑自然环境差异的中国地区能源效率与节能减排潜力研究

在考虑自然环境差异的情况下,运用四阶段SBM模型测算了中国30个省区2000-2010年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碳排放效率和自然效应(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省区的理论节能减排潜力与实际节能减排潜力。结果表明:全国平均的生态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节能减排潜力和空间巨大;地形地貌、荒漠化沙化程度和年降水量等自然环境因素对能源效率和碳排放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调整前的理论能效和理论碳效的排名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调整后的实际能效和实际碳效的排名则是中部、西部、东部;三大地区的自然效应差异显著,东部最优,中部次之,西部最次,恶劣的自然环境是造成西部地区低效率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因素难以人为改变,国家在制定节能政策时应该适当地对西部地区降低指标,同时将节能减排的重点放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论我国外贸新常态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也步入以中低速增长、对创新和品牌的要求变高,以及贸易摩擦持续不断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以及贸易摩擦动力增强,是导致外贸进入新常态的外部原因;国内产能过剩、劳动力优势丧失,以及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则是其内部原因。外贸新常态虽不利于经济增长、以及过剩产能的输出,但可以促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外贸结构和外贸企业的转型。面对外贸新常态,我国出口企业可以从调节贸易地理方向、创新机制和加快培育自有品牌等方面进行突破。

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基于Laspeyres分解法的实证研究

首先基于Laspeyres分解法将广东省1995—2014年的碳排放累计差异分解为碳强度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经济结构效应、经济增长效应,通过计算发现经济增长效应是碳排放增长的首要驱动因素。其次,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研究表明1995—2014年间GDP与碳排放经历了从"弱脱钩"转变为"强脱钩"状态,但总体上仍然呈"弱脱钩"状态。最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广东省碳排放路线图呈倒"N"型变动趋势。

社会倾销与反社会倾销政策的贸易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战略环境-贸易理论建立南北两国博弈模型,分析了社会倾销的贸易效应,发现社会倾销对南方国家和全球福利有利,但于北方国家不利。北方国家为此可以选择劳工标准、社会条款和反社会倾销税三种政策。本文重点分析比较了这三种政策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就抵消社会倾销给北方国家带来的负面贸易效应而言,社会条款与反社会倾销税的机制作用是正向的,劳工标准政策则与之相反。南方国家应主动优先选择提高劳工标准或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实施社会倾销。北方国家如面对南方国家出口的社会倾销,应优先选择社会条款或反社会倾销税等政策以消除南方国家社会倾销引起的不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