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价冲击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市场形成的碳价格会影响制造业各分行业成本的变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水平、能源消费量及要素市场价格的改变。采用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GDP水平、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等数据,以每吨60元碳价水平为基准测算碳价冲击对制造业总体及各分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碳价冲击有助于提高制造业整体的增长水平,减少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要素的需求,并可能改变要素市场上各要素的相对价格。为进一步研究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将27个目标行业划分为高碳行业和低碳行业,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业组在受到气候政策规制时对相关指标的影响。研究显示:无论是低碳行业还是高碳行业,碳减排政策都有助于提升产出水平,但对这两类行业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其中高碳行业在受到碳价冲击时会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水平,以替代原有的能源要素需求;而低碳行业并没有显著减少对能源要素的需求。

碳排放配额政策的环境效应和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不完全市场竞争理论,构建了两个对称国家碳排放配额政策选择与企业碳减排选择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运用逆向求解法求得了均衡解,并通过进一步分析碳排放许可证政策、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和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的福利效应,得出了两国政府碳排放配额政策选择的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确定了全局稳定均衡最优解及其条件;此外,还分析了两国政府碳排放许可证政策、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和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的环境效应和贸易效应。结果表明:从福利效应来看,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是全局稳定最优解,可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Pareto改进;从环境效应来看,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也是严格占优的,有助于减少各国和全球净污染排放量;从贸易效应来看,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要好于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因此,北-北型对称国家会优先选择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南-南型对称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优先选择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南-南或北-北型对称国家之间容易实现碳排放政策合作,实现全球环境合作还有待时日。

虚拟水资源视角的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以胡焕庸线作为区域分异标准,利用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与42个细分行业数据,构建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模拟分析调整产业结构所带来的节水效应。结果显示:2010年胡焕庸线东南地区和胡焕庸线西北地区消耗虚拟水总量分别为8393.99亿吨和1731.85亿吨,不仅总量上差距较大,两侧各行业在虚拟水量的消耗上也有较大差异。按照2010年各行业用水结构,胡焕庸线东南地区2010年虚拟水总量相比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用水总量红线2020年所允许的虚拟水量,只有1496.01亿吨的剩余,按照过去的增长速度,如果不优化用水结构,到2020年东南地区将突破用水总量红线;而胡焕庸线西北地区2010年则已经超越用水总量红线706.47亿吨。进一步的模拟分析表明,在区域产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胡焕庸线东南地区的虚拟水使用量可减少945.24亿吨,胡焕庸线西北地区则可减少229.17亿吨,两者合计可以节约水资源1174.34亿吨。可见,调整产业结构可以有效帮助各地区减少用水总量,是改善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缓解水资源短缺、建设节水型经济的重要途径。

碳交易的减排及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面临来自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及国内环境污染恶化的双重压力,中国逐步明确了采用市场化手段来提高气候、环境治理水平,碳交易便为其典型代表,然而目前统筹考虑碳交易的碳减排及绿色协同发展效应的研究却相对欠缺。为此,本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为例,区分碳交易的减排及区域绿色发展效应,分别构建碳排放强度和非期望产出包含全域排放物及区域污染物的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基于2008—2015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协同路径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中国碳交易政策在促进了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同时,还促进了试点地区整体绿色发展;②中国碳交易政策的区域污染物协同减排效果主要通过协同减排SO_2实现;③中国碳交易政策实现碳减排及区域绿色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为技术升级。这些结论说明:应继续扎实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实现全球碳减排的目标框架下同时促进区域环境改善;充分考虑碳交易与排污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在进行温室气体和区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控制"中,综合考虑协同效应和减排成本,以达到用最低成本实现碳减排和区域污染物减排的双重目标;多手段并行推动绿色发展,除积极吸取碳交易试点阶段经验教训外,还应联合其他多项环境保护政策共同协作、相互补充,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作用和政府的总体把控能力,共同促进区域全面绿色高质量发展。

排污权交易机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双重不利局面。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并且明确了采用市场化机制来治理环境污染的思路。然而,关于市场化机制治理环境污染能否促进绿色发展的研究却相对欠缺。为此,本文在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以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将绿色发展区分为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发展效应,分别构建同时包含好产出和坏产出的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来衡量,以1998—2014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双重差分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中国二氧化硫交易机制实施后虽然促进了绿色发展,但作用甚微;(2)研发强度、治污投入、技术引进促进了绿色发展,而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则阻碍了绿色发展;(3)中国二氧化硫交易机制通过促进研发强度的提高促进绿色发展,而通过抑制治污投入、技术引进削弱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4)中国二氧化硫交易机制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增强其对绿色发展的抑制作用,而通过降低二产占比、化石能源占比减少其对绿色发展的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通过市场化机制更好地促进绿色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进一步优化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机制,充分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功能,进一步增加绿色生产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增加治理投入,加大力度吸收先进绿色生产技术领域的外资,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清洁化程度。

产业融合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融合的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利用WIOD数据库中我国1995-2011年的投入产出表,从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向融合的角度分别计算出我国服务业整体以及三大生产性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运输业、邮政通讯业)与制造业的正向融合度与反向融合度。然后以14个分行业制造业为截面构造面板数据,从服务业整体与分行业两个方面,探究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正向融合、反向融合对于制造业产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正向融合和反向融合均对制造业产业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目前表现为正向融合的促进作用大于反向融合,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向融合度的促进作用降低,而反向融合度的促进作用趋于增强。

中国碳交易市场CO_2排放权地区间分配效率研究

由于我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碳排放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地域间的差异以选取合理的地区间分配方式对实现2016年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至关重要。本文试图通过零和DEA模型寻求一种新的碳排放权分配方式,在考虑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满足DEA的效率性水平。本文首先通过零和DEA模型对历史排放分配法的效率性水平进行评估,由于历史排放分配法主要受能源消费模式和产业结构决定,不能全面的反映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和资源禀赋等情况,导致减排成本分配的不合理,从而缺乏效率性;然后根据初次零和DEA的评估结果,通过多次迭代法进行投影,计算出效率性最大化的地区分配方案,从最终的分配结果来看,江苏、山东和广东三省的综合产出因素值高于其他省市地区,最终的CO2排放权分配数量也最多,说明在零和DEA方法下,各地区排放权的分配数量与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成正比;最后,在影响CO2排放的因素中,能源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最为明显。这说明从短期看,受经济发展要求和要素禀赋的限制,我国碳排放量的绝对值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处于上升阶段。

中国城市经济的绿色转型：基于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忽视能源消耗和"坏"产出会扭曲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变化的估计,有碍于城市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将能源投入变量和SO_2、CO_2两种"坏"产出变量加入环境效率和环境生产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中,采用全局参比的SBM方法和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算中国286个城市2002-2011年间能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无效率来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在这一时期存在清晰的绿色转型轨迹,转折点为2006年;节能减排是中国城市绿色转型的主要推手,但资本无效率恶化减缓了城市绿色转型的步伐;东部地区城市和大城市在中国城市绿色转型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动效应;政府科技投入、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专业化和服务业专业化等是推动中国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

我国林业碳汇市场供需研究——以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为例

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作为我国首个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发的林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CCER)项目,对于我国林业碳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本文对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发现林业碳汇交易价格被远远低估,从而使该项目不具备经济上的可复制性。为探究交易价格被低估的原因,本文考察了林业碳汇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现目前碳交易市场对林业碳汇CCER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首先,从需求侧来看,广东省碳排放配额设置过于宽松,缺乏林业碳汇CCER的接纳能力;其次,就供给侧而言,CCER的交易成本很高,且项目申报要求业主为企业法人,这严重限制了林业碳汇CCER的有效供给。鉴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应同时从林业碳汇CCER的需求侧和供给侧着手改革。就需求侧而言,收紧广东省碳排放配额总量,并将林业碳汇CCER交易由补充机制改为配额管理。就供给侧而言,可以结合广东省推进林业碳普惠制度,将项目申报主体和交易主体放宽到独立法人和个人,广泛吸收民间资本、培育大型林业企业开展碳汇造林项目;降低碳汇项目进入门槛,根据省情制定方法学,简化签批手续。

SWAT对大沙河水库流域径流模拟研究

广东开平大沙河水库为开平市主要供水源,其入库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库呈富营养化状态需控制外源营养盐的输入。为了探究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模型在亚热带地区的适用性,为流域污染管理提供参考,运用ArcSWAT2009对大沙河水库流域进行了径流模拟和评价研究。用LH-OAT方法进行参数敏感性分析,找出对径流模拟影响较大的15个参数,采用2003—2012年的水库总入流数据对模型进行率定和验证。结果表明,LH-OAT敏感性分析方法可准确地找出模型的敏感参数;将时间尺度分别为日和月的率定和验证结果进行比较,月模拟效果明显较好,其与实测数据的相关系数R2分别为0.884和0.911,纳什系数(NSE)分别为0.879和0.907;模型的自动率定SCE-UA方法在大沙河水库流域的水量模拟中较适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应用,为水质水量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元核算的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及实施方案研究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和专项整治模式,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措施见效快、力度强,但监管成本高昂,激励机制不足,并且有可能扩大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现有的少数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存在适用范围有限、补偿依据单一以及微观主体难以参与等问题。本文试图构建适用于更大空间尺度且涵盖多种生态服务的综合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以建立各地区公平分担保护成本的长效机制。首先,利用生态元的核算方法构建长江流域各类生态资源的本底数据库,测算各省(区、市)生态元总量和单位面积生态元的变化情况。其次,从概念、参与主体、补偿模式和实施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创建流域生态元缓解银行的构思及其实施机制。本文认为,流域生态无缓解银行方案有助于构建适用于长江流域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吗?——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使得产业转移效应理应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那么,污染产业转移究竟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为此,采用产业转移相对量指标以及粘性指标对广东省2000～2014年污染密集产业的转入和转出情况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对转入地、转出地及全省的环境经济综合效应。结果发现：（1）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无法兼顾转入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却可以兼顾转出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2）工业二氧化硫和烟尘重污染行业在各地级市的转移无法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在各地市的转移可以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3）工业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呈现＂倒N型关系＂,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

中国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费的动态关系——基于协整与VECM的实证研究

在结构转型和节能减排双重背景下,能源消费、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的动态关系值得关注。文章基于我国1952-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VECM)来研究能源消费、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三者之间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呈现正向关系,表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增加影响显著,且具有粗放特征;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费的变动呈现反向变动特征,说明能源效率的提升在长期对能源消费的减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能源消费的变动幅度明显小于能源效率的变动幅度,我国的能源消费存在基于能效提升的回弹效应。

以政府绿色采购引领绿色供应链的发展

实施绿色采购有助于带动上游企业产品的绿色生产,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目前政府绿色采购虽然设定了清单并提出了环境标准要求,但是仅停留在基本层面,即仅对最终产品制定了采购的环保标准,尚未到达政府绿色采购的绿色供应链层面。本文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实施绿色采购可以推动绿色供应链更好发展,剖析了现有绿色采购制度存在的问题,从法律基础、评价机制、指标体系、奖励和监督机制以及第三方参与等方面提出了通过政府采购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的建议。

中国海洋经济区域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研究

在解析海洋经济核心特征和海洋经济生产函数、明晰海洋经济竞争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套包括发展基础、发展环境和业绩表现3大维度、资源环境等9个方面和62项具体指标的中国海洋经济区域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研究发现,利用2011—2012年数据对中国沿海11个地区的测度结果基本符合实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转变发展方式——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

本文提出根据文明演化的自然逻辑和自然界对工业文明不堪重负的现状,生态文明必将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的主流文明。生态文明将更多着眼于满足人类的非物质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精神享受型的服务业将成为生态文明阶段的主导产业;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在生态文明阶段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已经远远不如工业文明时期。文章进一步分析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博弈选择,认为要求所有国家同步实现向生态文明转型,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但非同步转型也是一个冒险的策略,可能带来满盘皆输的结果。这种悖论造成了气候谈判的僵局。只有将减排视为对自然资本的长期投资,零和博弈才能转变为正和博弈。最后,基于中国国情,本文提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目标是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应把转变发展方式放到转换文明范式的历史坐标下去推进。

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对经济增长“量”和“质”的影响研究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个维度,这也是环境政策实施评价标准的核心问题。本文以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为切入点,选择2003—2016年省级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是否能够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和区域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排污权交易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量,说明排污权交易实施的有效性,且对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实现了经济和环境的双赢。第二,在排除另外一种市场型手段碳交易政策的影响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三,不同区域的排污权交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不显著,虽然实现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但是没有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利用绿色金融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跨区域协同治理环境必要且可行。本文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以明确绿色金融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绿色金融促进资本、人力和技术资源的充分配置方面来探索绿色金融促进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机制,并就政策保障机制、产业运营模式、绿色金融市场体系、绿色产业的行业标准、联防联治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绿色金融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的建议。

排污权交易政策能否改善环境质量?

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5年省份级面板数据,首先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计算二氧化硫排放效率,再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的效果,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论表明:(1)排污权交易政策显著提高了二氧化硫排放效率,减少了环境污染,政策实施效果达到预期。(2)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随时间变化,政策试行时间越长,则越能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3)地区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参差不齐。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显著改善了地区环境质量,而西部政策实施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随着排放交易的不断推进,评估排污权交易政策在中国的减排效果,对根据中国国情更好地发挥排污权交易的节能减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能源技术进步对石油需求及节油减排潜力的影响——基于多因素视角的研究

从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城镇化等角度出发,探讨我国石油需求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技术进步对抑制石油增长的作用较小,其节油空间有待提升;(2)经济结构和城镇化是拉动石油需求的主因;(3)GDP、城镇化率与石油需求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以节油为目的的能源政策不会损害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推进。结合情景分析,评估2015—2025年节油减排潜力,提出未来节油减排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