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剑文化演变特征研究——基于《古今刀剑录》与《名剑记》的文献比较

通过对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和李承勋《名剑记》的文本细读和历史背景分析,考察了两书在内容选择、视角取向等方面的异同,并研析各自的时代语境进行诠释,以此反映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剑文化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古今刀剑录》着重于冶炼技术,反映个人经历;而《名剑记》则侧重记录历史文化,体现士人尚武精神。两书均反映其对应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研究旨在通过古代刀剑文化研究加深对中华文明历史积淀的认识,并激励当代社会传承并创新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南海历史研究的境遇与情怀(四)

近代中国报刊对海疆危机的形势、舆论及对策建议等方面的宣传报道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敦促执政者采取维权措施、增强民众海疆意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仅与报刊新闻信息报道时效性有关,更与社会各阶层对新闻信息的关注度和信任度有关。

主持人导语:南海历史研究的境遇与情怀(五)

研究南海历史的前提之一是收集南海海域发生的各种事实,为此就要挖掘梳理各种文献资料,并探究某些事实产生的原因,尤其是一些颇为重要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几乎不可能身临其境,直接感触这些事实,也不可能像物理和化学研究那样通过反复实验来观察、验证,而是要在研究中重建。为了重建历史,勾勒出事实的源流、框架,研究者必须掌握进而熟练运用一种复杂的研究范式或方法,特别是必须学会读解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而融会贯通,弄清楚一个又一个事实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南海历史的基本轮廓,以探寻关键事实发展的轨迹与特征。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积累和逐渐深化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掌握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搜集事实、剖析义理很关键,否则,难以把握历史运行的轨迹及其背后的力量。

主持人导语:南海研究的视角及其转换

基于南海研究中各种维度的问题纵横交织,我们考察南海问题有多种视角,而且每有转换,每有发现。就南海海疆治理而言,笔者曾揭示其复杂的内外层面^([1]),阐述各个层面之间的复杂关系^([2-3])。而仅在其历史时、空两种维度之内,有待深究的问题还有很多。

清代早期广州行商陈汀官家族事迹考述——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二

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出现的陈汀官家族是广州对外贸易中众多行商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一支,陈汀官家族祖孙三代除了积极地参入广州对外贸易外,还在陈汀官主持对外贸易期间,成为对欧洲商人最大的供货商,并且领导广州贸易的五大总商之一,使得该家族成为清代早期广州对外贸易中势力最大的家族。本文大量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陈汀官家族的贸易材料并结合中文档案文献,对陈汀官家族成员的原名、商名、更迭进行考证,并对该家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进行详细研究,以得出对该家族较为全面的考察。

党项拓跋驮布墓志及相关问题再研究

党项拓跋氏既有羌人成分,也不排除有鲜卑人混杂其中。党项拓跋氏的族源到底为羌人还是鲜卑,莫衷一是。然而党项拓跋氏为羌人与鲜卑人还有混杂其他成分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则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根据新近出土的《拓拔(跋)驮布墓志》结合相关研究,"党项"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周时期是可信的。通过对拓跋驮布墓志的解读,从北周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党项拓跋氏从原居地迁徙至河湟地区,再到灵夏,开元时期仍然居住于庆州地区。通过唐朝对党项拓跋氏的羁縻政策,也反映了唐朝对内徙党项的治理和相关政策。

南海研究的经纬脉络(二)

做学问的高境界应该是学术与人格的完美结合,并将国事民瘼放在崇高位置。陆疆、海疆是关系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领域,当然应该是这方面有专长的学者密切关注和热心研究的课题。治学追求至真之理,在于脚踏实地,不尚空名,要经岁月磨砺,方显学者的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这或许就是自古以来的学脉之所在吧。自晚清起,中国南部海疆危机已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彼时地方封疆大吏所辟之南海维权路径,渐次为后世遵循并发展。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南海疆域,多对此发凡举例,作为中国南海主权历史证据链的重要一环。本期所推出的《晚清两广总督府开发建设东沙、西沙群岛述要(下)》一文,独辟蹊径,阐述了晚清地方政府治理南海疆域之模式及影响。近代以来,如何治理荒远岛屿,不仅为中国关注,亦为英、法、日等外国所重视。各国视角、立场有别,值得比较研究,从而为我国治理海疆提供经验和教训。

清末初勘西沙之中外文献考释

据中外文献的记载,因他国之人不断进行非法勘测西沙群岛,尤其是担心日本人强占东沙岛之事再度发生,两广总督于1909年4月派舰初勘西沙群岛。该过程虽历时短暂,但大致明晰了群岛的地理分布及开发价值,这为后来再勘及筹划岛务开办奠定了基础。查勘人员还对岛上渔民进行调查,并勘得西沙各主要岛屿之上有珊瑚小庙,这是中国拥有群岛主权的有力证据。查勘行为并不涉及与他国之争议,是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自觉行为,而通过外文文献记述的某些初勘场景更能深刻理解其中的涵义。

地方与民间:南海问题和海疆史研究应该关注的空间

我国学界针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业已百年之久,海疆史研究也已数十年了,学术成果可谓丰硕。不过,我们对南海和海疆问题的理解还不全面,所关注的领域仍然有限,像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在维护我国对南海主权和南海海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是一个至今研究非常薄弱的论题。这同时是一块蕴含丰厚内容和问题的领域,我们可从以下两个维度来展示其可拓展空间。一是从维护南海主权的行为主体来看。

南海历史研究的境遇与情怀(二)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古代沿海民众出海谋生、形成海上贸易网络,是与港口的兴建、地区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从古代文献资料的留存与利用的角度来说,除地中海历史之外,关于其他海域的文献资料似乎并不是很丰富,这限制了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就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对于南海渔业的发展、贸易网络的分布、岛屿之间航线的形成等问题,除海南渔民更路簿之外,我们能够找到的古代文献资料是相当有限的。正因为如此,目前我们勾勒的古代南海历史大多处于一种概貌状态,其中还存在若干历史的想象和推测的成分。

“南海研究”主持人导语 多学科交叉融合:南海疆域研究的一种趋向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南海问题的不断升温,以及我国对海疆领土的愈趋重视,学术界在南海疆域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仅就中国知网检索看,各类期刊所发表的南海知识和问题研究类文章总计至少有3万篇,逐年增多的趋势也非常明显。大概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每年发表文章突破百篇。20世纪90年代,年度发文由数百篇增至千篇以上。21世纪初的10年里,进一步形成年度发文数千篇的规模。2011年之后形成高潮,此后至2020年,这几年里年度发文都在三四千篇以上,其中2016年达到5000多篇。这种形势可谓喜人。

南海研究的经纬脉络(七)

在不同历史时期,学者们为南海历史研究持续注入活力,使该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这种研究还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乃至学者鲜明的思想烙印。我们从德业双馨方面来缅怀先贤,以获得不断前行的学术动力和研究启示,是必要的。以韩振华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所从事的南洋交通、南海历史、华人华侨史等领域的研究,是建立在深厚的学识基础之上的,并出版了众多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韩振华先生作为我国南海史地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在20世纪70至9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清朝兴起时期中朝政治秩序变迁研究》评介

201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天津师范大学王臻教授的专著《清朝兴起时期中朝政治秩序变迁研究》,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部新成果。该著作以政治事件和外交关系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清朝兴起时期清(后金)、晚明与朝鲜王朝政治秩序的演变轨迹、发展规律以及地区影响。

资元行黎光华:广州对外贸易中第一位破产的福建行商——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研究之四

广州资元行行商宝开官黎光华是清代早期广州贸易的重要行商之一,也是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中首位破产的商人。宝开官黎光华与来广州的欧洲人贸易活动分为两个时期,黎光华在这两个期间都积极地与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的商人进行贸易。然而大规模的贸易也导致“夷欠”的大量积累,最终导致清朝对外贸易史上首位行商破产事件发生,宝开官债务由众位行商摊还的解决措施对后来广州行商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瑞典、丹麦、法国、荷兰等国的档案及中文档案文献,对宝开官的贸易活动进行详细考述,并分析其破产及“夷欠”对后世行商的影响。

主持人导语:南海历史研究的境遇与情怀(三)

一种理论、学说及研究范式能否对历史的解读和现实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在于能否正确掌握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性事件和现实问题所具有的属性与特征。这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转折性关头的历史细节所具有的属性与特征,往往预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归宿。随着诸多历史细节的挖掘,其价值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与定位。如此,已有的理论、学说和研究范式,就需要重新考量。

南海历史研究的境遇与情怀(一)

从古为今用的角度而言,研究历史的纬度应是价值尺度和行为规鉴,前者主要表现于道德、情感领域,后者则是总结经验,以获得对当下及未来行为的进一步指导。这是历史研究的崇高功能。然而对大多数学者来说,研究的主要指向是具体的历史世界,即在一个由事实、人物和种种偶然性组成的具体历史场景,“最重要的是由时间和情境的作用而编织成的网络”[1]。在这一知识网络中,他们能够汲取源于历史的真正智慧,从而获得一定的历史启迪和行为规鉴。南海历史研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钩沉跌宕起伏的南海时空的历史痕迹,为现今开创和平友谊之海提供经验教训。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所说:“对于我们来讲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要懂得记忆,并且要借助记忆而生活。”[2]

南海研究的经纬脉络(六)

从历史维度来说,近50年来学者们围绕南海地域空间的研究成果甚为丰富,如南海交通史、南海疆域史、南海丝绸之路史、南洋华侨史等,其研究范式、侧重点呈现不同特色,即使某些研究内容有交叉,而其领域特征仍很鲜明。各领域都有自己的学术传承并取得相应成就,但仍需不断拓展思路,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至于尚待开拓的南海研究领域,尚需学者们继续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搭建平台,寻找研究的制高点。这需要学者们不断增强自身学养(尤其理论素养),同时对学术资源进行整合与提升,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以更好地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主持人导语:南海研究的经纬脉络(八)

南海地缘形势的变化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为维护南海权益、资源开发,中国不断加强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勘察、治理与研究。自20世纪初,这一过程就呈现出军政学商相互结合这一范式。就学界来说,他们不仅要从事对南海诸岛的调查,而且要进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海研究”主持人导语 海疆治理与主权维护

海疆治理与主权维护是当前南海问题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两大主题。对于二者的相互关联似乎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然而对其内涵却太少专门的讨论,尚需深入进去,一探究竟。我们从主权的概念入手。根据现在比较流行的解释,主权,即一个国家在其领域内拥有的最高权力。根据这种权力,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处理国内国际一切事务,而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这里“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处理国内国际一切事务”无疑也包括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涵。

我国关于南海的科学研究与科普宣传(1949—1988)

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南海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国内各界围绕南海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取得新的发展。首先,从事南海问题研究的主体不断增加,涌现出一大批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科学技术人员、报刊等媒体的编辑记者和撰稿人;其次,南海问题的科学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显著进步,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精深发展;最后,科普教育报刊日趋增多,对南海问题的科普宣传逐步丰富。科学研究与科普宣传对维护南海主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