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新论——大生产观初探

我国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八种生产力定义各有其特点和不足。定义生产力范畴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 :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作系统深入的研究 ;必须依据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和特点重新审视生产力。基于此 ,生产力的新定义是 :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并表现出来的认识、改造和建设世界的能力系统 ,而生产力系统是由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 ,自然生产力是其前提和基础 ,社会生产力是其主体和核心。在自然生产力中 ,自然界的自然力是其基础和要素 ,生物的生产力是其主体和核心 ;在社会生产力中 ,物质生产力是其基础和条件 ,精神生产力是其关键和先导 ,人才生产力是其主体和主导。而且生产力系统是一个有规律地运动发展着的统一整体 ;有机联系、重心转移、互动发展的生态规律是生产力系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一般法则。这种新生产力定义的提出 ,深化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容 ,深化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深化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同时对于深入阐述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的思想 。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和谐发展图景及其实现路径

和谐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所描绘的美好蓝图 ,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实践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追求和目的归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 ,要实现和谐发展蓝图必须处理好三大矛盾 :人自身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而要处理好这三大矛盾、实现和谐发展蓝图 ,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下加强人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这三大学科相统一的“大科学”的研究 ,以便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科学价值库”与超额剩余价值——从科学价值库理论看超额剩余价值的实质

超额剩余价值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范畴 ,我国经济学界的传统理论对该范畴仅从现象层面来理解 ,误认为它是由生产工人创造的 ,结果导致理论与现代经济社会事实的矛盾。而从科学价值库理论的角度看 ,超额剩余价值实质上是在个别企业将科技并入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 ,科学价值库中的潜在价值通过技术成果的吸纳、生产产品的凝聚等中介环节 ,最后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加以实现的。进一步说 ,是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人员创造的剩余价值 ,借助于个别企业的生产工人之“手”转化或显化而来的。这样既消除了误解 ,又解决了矛盾 ,从而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超额剩余价值学说。

论科技生产力构成的特殊性

科技生产力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社会所具有的创造、传播、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能力的总称，是相对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而言的。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相比较，科技生产力的构成有其特殊性，表现在：科技劳动者是科技生产力的主体要素，实验技术装备是科技生产力的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硬件），图书情报资料是科技生产力的知识形态的生产资料（软件）。这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科技生产力这一有机系统。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鲁国“一继一及”继承现象再考

鲁国“一继一及”继承现象再考杨朝明在商周史的研究中，继承制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当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风靡一时，于是，殷人“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周人实行“立子立嫡之制”，殷周制度有很大差别，成了很有影响的看法。王国维以来，...

科学问题的定义新探

本文在概括总结理论界关于科学问题定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科学认识论角度定义了科学问题，并对该科学问题的定义从直观表述和深层内涵两个层面作了深入探讨。

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兼论科学问题哲学解的意义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二者的中介问题 ,长期以来被我国哲学界所忽视。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在其经典著作中是非常关注这些问题的。蕴涵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问题的哲学解便是将哲学和科学沟通起来的中介。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指科学主体在一定时代的科技知识背景条件下对某个科学问题不能从科学角度用科学方法作出准确的解答时 ,而从哲学的角度用哲学思维的方法解答的结果 ,其实质是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双向运动的结晶。这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成为可能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 ,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哲学通向科学的中介 ,使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 ,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科学通向哲学的桥梁 ,使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成为可能。该研究对于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的发展 。

宋代悼亡词简论

广义的悼亡文学所伤悼的对象包括与当事人有关的一切亡者 ,甚至包括凭吊先贤英烈和悼念故国。我们所谓的悼亡词的伤悼对象主要是悼念亡妻以及悼妾、悼妓 (实际上这是悼妻情感的外拓 )。宋代的悼亡词充分发挥了词体“专主情致” ,善于表现创作主体幽微深细之情感的特点 ,在词之腾挪跌宕的章法结构和浓密悲凉的意象组合中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伤悼主体的深悲剧痛和无限怀想。有的悼亡词将悼念亡人与自伤身世打并到一起 。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伤春”与“悲秋”这一传统的文学主题在宋词中表现得非常集中、强烈。其中的“伤春”主题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 ,有的旨在抒写时代哀感 ,有的重在表现身世之悲。前者主要产生在风雨飘摇的乱离时期 ,针对性较强 ;后者则是特定环境下某种情绪的流露 ,意义指向是多元的 ,但与“忧生之嗟”更为相近。而“悲秋”的心理指向主要定位在“感士不遇”方面 ,在南宋作为抗战志士的词人身上表现为更为悲郁的“英雄失路”的情怀。到了朝代鼎革的宋元之际 ,词人“悲秋”更多的是将“悲身世之秋”与“悲时代之秋”打并在一起。

试论鲁国的重农传统和农业生产

作为周王朝最重要的封国,鲁国承继了周人重视农业的文化传统;鲁国地处内陆,宜于农桑,更使得它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发展。其手工业中的个别门类虽然也有明显进步,但大都与农业和社会生活有关,而且为贵族服务的性质比较明显,很少用于交换,其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所以,与其宗法性农业社会相适应,鲁国也表现了明显的封闭性,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中除粮食生产以外其它各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