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日制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培养全程化模式探索与实践——以曲阜师范大学学科教学(语文)专业为例

提高教育硕士的实践能力是教育硕士培养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实现教育硕士培养目标的核心和关键。探索实施"实践能力培养全程化"模式,可以凸显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实践品性,为教育硕士实践能力培养寻求新的路径。通过构建课程体系、变革课程实施方式、建立实践平台、强化论文应用导向、健全质量保障管理机制等探索与实践,已取得良好效果,显示出该模式在培养教育硕士实践能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具有较为普遍的借鉴意义。

群众路线背景下的高校教育实践探索——以曲阜师范大学辅导员助理岗位建设为例

群众路线是党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实践探索,高校发展建设中充分发挥党员学生带头作用是高校坚持群众路线教育,实现"以生为本"的客观要求,辅导员助理岗位的设置成为必然。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丛”评述

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丛”总计6本著述,正陆续推出,已出版的4本在童话、儿童概念、认知和非虚构文学等研究领域呈现出诸多学术前沿的前瞻论述和高关注度话题的深入讨论;同时也有传统研究内容的新方法拓展和新领域的拓荒性研究。这批厚重的学术成果必将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红色经典文学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价值

红色经典文学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和思想教育功能,还因其巨大的文学魅力深受大学生的喜爱,对大学生具有行为引导和价值观塑造的作用。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应当充分发挥红色经典文学的思想引领力、精神感召力和情感感染力,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近年女作家短篇小说创作观察——基于《中国女性文学选》的阅读

自2019年起,女性文学研究学者张莉教授对当年度的中国女性文学优秀短篇小说进行选编,结集为《中国女性文学选》出版,每年一本。由研究者、出版界和创作者联动的这一文学行为,把当前散见的、自在的女性文学成果汇聚在一起,集中展现女作家近年来的创作实绩,让女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以一种集体亮相的形式重回读者和批评界的观照视野,以形成更大的声势与影响。该文对2019年至2022年的《中国女性文学选》进行序列阅读,不仅可以清晰把握近年来女作家短篇小说的创作动态,还能深入了解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并由此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和展望,期待女性文学以真正先锋的精神持续探索女性自我。

新媒体环境下汉语言文学教学优化策略

在新时代背景下,新媒体技术与课堂教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借助新媒体辅助教学,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汉语言文学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教师应积极顺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灵活运用新媒体技术为课堂教学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有效整合线上线下的丰富资源,提高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成为教师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文章通过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汉语言文学教学优化意义,在此基础上探究新媒体环境下汉语言文学教学优化策略,以期培养出更多具备扎实文学功底和创新思维的人才。

师范教育背景与从教经历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老舍先生在1934年所作的《我的创作经验谈——在市立中学之讲演》与《我创作经验（讲演稿）》都强调了其师范学校教育背景,＂中学时期,我是学师范的,那时我偏重教育和语文。＂＂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功课虽与中学差不多,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可见,师范教育经历在老舍心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查尔斯·泰勒所言的“大脱嵌”革命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新伦理的建构。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秩序的极大热情。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在新家国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国民;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公民;在新身体伦理建构中“制造”“模范儿童”。然而,儿童在“大脱嵌”革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主体性,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框架中,成为负载着人们关于国家、政治和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文本中总有些儿童拒绝被格式化规训,他们总能冲破现实的困境、观念的囚笼,叫喊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这说明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之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真正的童年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坐正”、佐证、作证:曾平标报告文学《向死而生》的书写方式

曾平标坚持“坐正”的创作理念,通过搜集、辨析、整理湘江战役资料,实地探访、考察湘江战役遗址,创作了《向死而生》这部红色文学作品。《向死而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通过红军战士、史料工作者、民间传承者以及脱贫民众的“声音”为湘江战役作证,在呈现历史与现实互为佐证的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复调式叙事风貌,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及革命精神的崇敬之情。

文学会议中的“伤痕文学”——以《班主任》《伤痕》等小说的“讨论”为中心

“伤痕文学”,一般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也是重建新时期文学秩序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梳理1977至1984年间,第四次文代会、第四次作代会以及《人民文学》《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文学刊物组织召开的一系列重要文学会议中,讨论小说《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相关史料,勾勒呈现“伤痕文学”由最初“批评性的、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到高度肯定的转换历程,探究文学会议对于新时期文学秩序建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红楼梦》中打趣描写的文学功能与文学意蕴

打趣一词是古代文学理论中“趣”世俗化后的演变。《红楼梦》中描写打趣的回目约占全书的一半,有些回目甚至多次描写人物之间打趣。《红楼梦》中的打趣描写,具有丰富人物形象、建构文本故事走向、揭示人际关系的文学功能。同时,打趣描写展示古代女性的娱乐方式,肯定女性的个体价值,体现作者的平等观念。

脱贫攻坚的时代赞歌——论近年来广西扶贫文学创作

近年来,作为广西脱贫攻坚伟大事业艺术表征的广西扶贫文学,以多文体多形式的文学作品,形成互文性结构,完成了具有史诗风貌的广西扶贫文学共同体的审美建构。它既是对八桂大地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的讴歌,也是对无数平凡又伟大的时代“新人”的礼赞,彰显了其在增强广西人民的文化认同感,提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论“知音”——从《文心雕龙·知音》看刘勰文学鉴赏理论

自艾伯拉姆斯在《镜与灯》中首次提出文学四要素以来,西方文艺评论家在作家、作品、世界三要素的研究远大于读者这一要素,而反观古代中国,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很早就注意到了读者这一主体部分,本文将从《知音》篇浅论刘勰文学鉴赏理论,以期对今天我们的文艺鉴赏提供借鉴。

明代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明代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的儒学发展呈现不同的特点,对文学的影响也不同。明代前期,程朱理学占据主体地位,文学创作具有“理性”的特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为主;明代中期,心学出现和传播,促进了人们的精神自由和思想解放,文学上呈现不断复兴的趋势;明代晚期,在泰州学派的影响下,文学创作具有平民化的特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兴盛起来。

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博观约取,比较鉴别——论赵景深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

赵景深认为南宋“说话四家”为小说、说经(附说参请)、讲史、说诨话;他重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主张结合文本中的文化、制度、风俗等来判断宋元话本小说的成书时间;他论述了元刊平话与明清章回小说的关系,注意到了作品的分回标志。赵景深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发现问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线索。赵景深的学术研究受到鲁迅、郑振铎等学者的影响,他自己也热情帮助朋友、精心培养学生。

赖声川《长巷》:关于生命的哲学思辨与写意化呈现

赖声川编导的环境戏剧《长巷》利用乌镇洪昌弄的狭窄长巷作为空间素材与灵感,对长巷空间予以意象化的提炼和写意化处理。戏剧通过一个老年导游与一个年轻导游在长巷中的相遇,展开了一个人的自我对话与生命探寻。围绕着自我、时间、因果与幸福这些具有哲学思辨性的问题,《长巷》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多个维度、辩证性地呈现出人生在不同阶段的生命选择与形态,启示观众观照内在心灵,在此基础上建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从奇谲到澄明,或从新古典到超现实--论方明的诗歌方向与“现象诗学”

台湾地区旅法诗人方明2017年名列“中国百年新诗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榜单。《然后:方明诗集》的出版为人们把握当代新诗的发展方向、实质的创造性,进而解读诗人的成功之道,提供了一个样本。方明从新古典走向超现实的路向兼容了“展开式结构”与“高层式结构”这两种诗歌内在结构模式,也标划出新诗的发展方向。方明诗歌观念与路向可以概括为“现象诗学”。从早期注重文化寻根的新古典主义到后期注重内在真实的超现实主义,从早期以苦吟求奇谲到后期以现象达澄明,找到了文化之根,并深植于生活的大地,又汲取了现代主义的养料以配合个人才华,终于成为当代卓有成就的诗人。

论现代新儒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儒学在今天还有发展活力吗?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儒学究竟以什么样的形态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发展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以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找寻民族自我为目标的文学思潮,它的兴起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新儒学的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下解读《伤逝》中的男性话语霸权现象

鲁迅的《伤逝》是以涓生的男性视角进行叙事,涓生仅仅是以个人的角度审视自己和子君的爱情,用男性单方面的话语权去压制子君的声音,导致子君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如果用女性主义的角度去挖掘,就会看到其中被遮蔽起来的东西,那就是涓生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辩解。男性作为话语霸权者,这篇小说实际上也是他用来削减自身负罪感的忏悔手记。下面以《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爱情故事的发展为线索,将涓生在相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话语霸权分为恋爱中的唯我独尊、同居后的自欺欺人以及忏悔时的自我辩解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