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仿吾的文学批评

成仿吾曾被称为"抡板斧"的文学批评家,其激情贯注的批评文字,带有鲜明的"左"的倾向,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宗派色彩。一方面是他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使然,另一方面又与他直率坦诚的性格气质息息相关。在文学本体论上,他认同"表现说",带有唯美主义倾向;但在文学价值论上,他又力倡文学活动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在理论提倡上,他推崇批评的同情与公正,但在批评实践中又不时流露出宗派情绪,表现出思想的丰富与驳杂。而逆向思维与辩驳式的鉴赏习惯又使他的文学批评不同凡响,其色彩鲜明的批评文体与激情澎湃的人格魅力相得益彰地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

茅盾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存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推向深入,从另一个侧面给"人的文学"观以有力补充;他突破传统文学批评重情绪感悟轻逻辑思辨的局限,提倡并实践了以理性思维见长的"社会—历史"批评;他尝试过多种多样的批评体式,并以独树一帜的作家论批评文体享誉文坛;他更以内在的思想矛盾与外显的繁复理论表述体现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心理困惑,并以其高贵的内心挣扎展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

承续·深化·拓展·新趋——21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回顾及省思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沿着上个世纪开辟的道路进一步发展,呈现出骎骎日进的繁荣景象。在这20年的赋学研究中,辞赋文献的整理、考辨等基础性工作仍在继续,赋史研究在走向深化的同时不断扩展领域,赋学理论的建构与赋学批评受到重视,而文史哲学视域下的辞赋研究以及辞赋文体学、叙事学研究则成为最新趋势。但在这种繁荣的景象下,新世纪以来的赋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提高警惕。

《东原录》所载《丹凤门赋》考辨

梁周翰(929—1009年)字元褒,郑州管城人,宋初文学家、官员。梁周翰名列《宋史·文苑传》,其本传载:“乾德中,献《拟制》二十编,擢为右拾遗。会修大内,上《五凤楼赋》,人多传诵之。”《五凤楼赋》是宋代的著名赋篇,备受士林推重,南宋吕祖谦编《皇朝文鉴》时将其收入,且以之为“压卷”之作。梁周翰曾向宋太祖进献《五凤楼赋》,这一点殆无疑义。然而北宋龚鼎臣《东原录》载:“艺祖时新丹凤门,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

南宋律赋管窥

南宋科举以经义、诗赋分科取士,律赋创作有着稳定的制度保障和现实基础。南宋初期律赋中的时代气息十分强烈,中兴的愿望与和戎“国是”均在律赋中有所反映。理学深刻影响了南宋中后期律赋的命题与创作,律赋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理学话语。南宋律赋的程式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仅在细节方面有一些调整与补充。南宋人对律赋技法的探讨涉及认题、命意、择事、琢句等各类问题,既全面,又精微。总体来说,南宋律赋无法和北宋熙宁变法前的律赋盛况相媲美,但它的发展进程没有出现断裂,其创作实践也并不冷寂,而是相当活跃。南宋律赋值得引起人们更为深入的关注与讨论。

《论语》与古代幽默故事

《论语》以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为主,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人们的印象中,一般会以为《论语》是一部严肃的儒家经典,似与幽默、俳谐无涉。事实上,《论语》与古代幽默故事是大有关联的。明人郭子章撰有《郭子六语》,其《谐语序》云:“夫谐之于六语,无谓矣,顾《诗》有善谑之章,《语》有莞尔之戏,《史记》传列《滑稽》,《雕龙》目著《谐隐》,邯郸《笑林》、松玢《解颐》,则亦有不可废者。”谐语,也就是笑话,或曰幽默故事。

陶渊明《饮酒》“有客常同止”新解

对于陶渊明《饮酒》其十三中“有客常同止”的认识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历来注释者多认为是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实际上那并不是两个“人”,而是“形”与“影”。应将《饮酒》其十三与《形影神》作互文性解读,“形”主张饮酒行乐,是醉者;“影”主张立善留名,是醒者。“形”和“影”代表了陶渊明思想中的两种冲动,造成了陶渊明内心的矛盾与冲突。

郁达夫游记散文的艺术特色

郁达夫的游记善于用行云流水般的清新文笔描绘山光水色的动人之处,赋予景物以神韵、性灵。同时,郁达夫的游记描写和议论相结合,寓议论于描写之中,借描写和议论抒发强烈的思想感情。奠定郁达夫文学地位的是小说,但他的游记的艺术性、可读性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南宋乾淳时期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与散文创作——以张栻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乾淳年间是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各个学派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学理层面的充分完善和社会层面的广泛传播。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大致有三:一是重视教育活动,兴学校,立书院;二是积极为理学先贤立祠;三是重视理学书籍的刊刻与传播。以张栻为中心进行考察,我们发现理学士人热衷于修建学校和书院,因此催生了一大批宣扬理学教育思想的学记文;理学士人积极为前辈理学家立祠,伴随而生的祠堂记文成了他们构建道统谱系的一种方式;理学士人重视刊刻理学书籍,与之相关的序跋文大量出现,客观上传播了理学思想,扩大了理学阵地。总而言之,南宋乾淳时期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对学记文、祠堂记文、序跋文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不仅存在于南宋乾淳时期,也延续到了南宋后期。

言泉发于吾齿,思风发于胸臆——试论郭沫若前期诗论的抒情美学

诗人必须用“美”来感染人、陶冶人、震撼人和征服人。抒情美则是诗的本质特征。诗人不能没有感情,就如同江河不能没有水,大气中不能没有氧一样。感情对于诗,则如血液之于人体,如水分之于草木,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不但感情丰富,而且时时刻刻在追求美,创造美,集中美和放大美,一曲充满雄伟奔放激情的《女神》。

爱之悲欢离合──郭沫若性爱心理分析之一

爱之悲欢离合──郭沫若性爱心理分析之一孙玉双，宋红霞在婚后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中，郭沫若对安娜的操心是始终报有同情之心的。婚后，安娜成为一名典型的家庭主妇，在家里承担着母亲和妻子的双重角色，在丈夫和孩子之间尽着性爱和母爱的双重责任与义务。纵然郭沫若可以四...

《三刻拍案惊奇》本事考补

《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4期刊登了陈敏杰同志的《〈三刻拍案惊奇〉部分篇目本事考略》一文,该文对《三刻拍案惊奇》本事考辨甚详,对读者颇有帮助。这里,笔者不避续貂之诮,再作些补充。第十三回《匿头计占红颜,发棺立苏呆婿》,陈敏杰同志指出:“本回系揉合衡岳、石璞、郡从事事而成。

宋代赋家杂考

宋代科举考赋,社会上颇有尚赋之风气,职是之故,宋代辞赋创作相当兴盛。然在20世纪近百年里,学者多关注汉魏六朝赋,于唐后赋学鲜少讨论。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格局大有改观,宋代赋学研究渐受关注,且呈方兴未艾之势。李巽、钱熙、黄庠、范镇、郑獬、滕甫、刘辉、沈初、舒亶、许安世十人皆曾以赋知名,以“笔记体”之形式对其事迹、作品加以梳理、考订,亦或有补于宋代赋学研究。

《全宋文》误收唐人赋举正

《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卷六七〇三收南宋陈章文两篇,其一为《斗牛间有紫气赋》。按,《斗牛间有紫气赋》实为唐人陈章所作,《全宋文》将其收入,乃因姓名相同而误收。《全宋文》陈章小传云:“陈章(一一六〇~一二三二),字子云,台州天台(今浙江天台)人。淳熙八年进士及第。嘉定七年以朝奉郎任行在杂买务杂卖场提辖官。出通判温州,移知常州,以朝议大夫知信州。官终朝请郎、知建昌军。绍定五年卒,年七十三。见《永乐大典》卷三一五六《提举崇禧观知郡陈公墓志铭》。”

符行中的《灌园集序》及生平事迹考略——补《全宋文》未著录作家文一篇

符行中,字正民,南丰(今属江西)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历任温州通判、江西转运使、知夔州、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等职。后责成州团练副使,南雄州安置,卒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符行中为政贪虐,行止颇为时人訾议。著《旴江猥藁》四十卷,已佚。符行中今存《灌园集序》一篇,乃为吕南公文集所撰,作于绍兴十四年(1144)。《全宋文》未著录符行中之文,可予以补充。

宋代赋学文献杂考

宋代赋学文献是宋代赋学研究的基础,然而其中还有很多需要考辨之处。比如,范镇以《长啸却胡骑赋》驰名,他并不曾作《长啸赋》,更不曾以《长啸赋》“却胡骑”;《矮松赋》的作者是北宋名相王曾,不是许安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却在许安世名下重收了此赋;宋代科举考赋中的“违式之目”有三种类型,分别是“不考式”“抹式”与“点式”,三者之间不宜混淆,故《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大全赋会》”条中“违式不考之目”的表述不够精当;郑起潜的《乞重印<声律关键>劄子》是一篇重要的赋学文献,但《全宋文》漏收此文,应予辑补。对于宋代赋学文献,仍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考察。

宋代律赋中的典礼书写

在宋代,律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文体属性决定了它的题材内容与国家的典礼制度密切相关。宋代律赋十分强调礼的功用,认为礼有助于推行政治教化、稳定社会秩序。宋代律赋相当注重吉礼,对祭祀天地、宗庙、山川、社稷的诸多问题皆有探讨。此外,宋代律赋中也有大量关于宾礼、嘉礼、军礼的描写,但对凶礼鲜少涉及。

群体思想的展现——宋代律赋对帝王品行的规范

在宋代,律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文体属性决定了它的思想内容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宋代律赋热衷于议论治道,而且将国家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对帝王的品行进行了多方面的规范。宋代律赋对民本思想做了深入阐发,认为帝王应该重民、爱民、安民、恤民。宋代律赋十分强调贤能政治,认为帝王应该选贤举能,从谏如流。此外,宋代律赋还阐述了敬畏天命、文武并重等政治理念。宋代律赋传达的政治思想是宋代士人群体思想的展现。

宋代科举视域下吴处厚的赋学成就述论

北宋文人吴处厚的赋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律体赋学方面,而律赋是宋代的科举文体,因此可将其赋学成就放在宋代科举视域下予以观照。在人们的一般认识中,吴处厚主要有两种身份:一是《青箱杂记》的作者,二是"车盖亭诗案"的发动者。实际上,吴处厚还是宋代比较著名的律赋作家,南宋学者王铚将其列为宋代律赋繁荣时期的代表人物。吴处厚也有比较丰富的赋学著述,他的《赋评》《三元衡鉴》在宋代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此外,《青箱杂记》中的赋学记述亦有较高的文学文献价值。吴处厚的赋学思想与他在北宋诗赋、经义之争中的立场密切相关,他主张律赋可以"见人之志",其实是在鼓吹科场"用赋取人"的有效性,是支持和维护宋代的诗赋取士制度。

吴处厚及其佚诗杂考

吴处厚,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人,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他曾因神宗"皇嗣屡阙",上书请立程婴、公孙杵臼庙。《宋史·吴处厚传》却载其因"仁宗屡丧皇嗣"而上书,不够准确。吴处厚于元祐四年(1089)发动"车盖亭诗案",后知卫州,《宋史》本传云其"未几卒",其卒年实为元祐六年。《全宋诗》收录吴处厚诗23首,据方志文献,又辑得佚诗2首,佚句1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