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限额、税收自主权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债务限额管理对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是目前相关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1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债务限额没有起到约束隐性债务增长的作用,且债务限额空间减少会加剧隐性债务风险扩张。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而提高税收自主权会减弱债务限额的不利影响。以地方官员集体决策制度(省级党委常委会)衡量的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债务限额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不利影响在中央下派常委比例高的地区更小。进一步对债务限额进行细分研究发现,地方债置换和新增债券发行对隐性债务风险有不同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治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需要将债务限额制度、官员行为、财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真正实现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目标。

中国私营企业家可能的政治角色——海外学者论中国私营企业家观点述评之一

近年来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倾向和社会角色的论著增多。传统观点认为坚实的经济基础是社会民主转型的先决条件之一,但中国的现实与之相悖。首先,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背景导致其在政治倾向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他们很难集结起来,运用其阶层的力量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转型。其次,在政府创造性地与企业家紧密结盟的条件下,私营企业家几乎不可能去主动打破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体制,除非利益格局出现根本变化。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不创新就灭亡

本文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中等收入水平。通过分析它们，可以帮助亚洲国家汲取教训。“中等收入陷阱”捕捉到中等收入国家不能在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参与国际竞争的情况，即：因为工资相对过高，而它们的生产力相对来说太低．从而无法在广泛的规模和空间上就较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进行竞争。结果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工资停滞或下降，而非正式经济日益增长。

货币与总体性:一个对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宏观——货币解释以及“转形问题”的终结

这篇文章是对我的新书(Moseley,2016a)(书名与本文标题相同)主要观点的一个介绍。正如标题所示,这本书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理论运用的逻辑方法,尤其与围绕所谓的"转形问题"的长期争论有关,根据这一争论,《资本论》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理论与第一卷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不一致。这样的批判成为20世纪拒绝接受马克思理论的主要原因。我在书中提出,如果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逻辑方法,那么马克思在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理论与第一章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马克思的理论中不存在"转形问题"。

金星:宜居行星的最终形态?

曾跟地球非常相似金星为何变成了炽热的地狱?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帮我们了解太阳系外行星是否存在生命。

非商品货币情况下“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的决定

在如今不可兑换信用货币体系下,本文提出了一种确定'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以下简称MELT)的方法,该方法与马克思的一般货币理论保持一致,并在数量上与他那个时代不可兑换法定货币情况下MELT的决定相同。为了在现代不可兑换信用货币情况下解释决定MELT的方法,首先回顾马克思在商品货币情况下以及他那个时代不可兑换法定货币情况下MELT的决定。最后部分讨论该解释与萨罗思(2007)在不可兑换法定货币情况下对MELT解释的异同。

资本价格的边际生产率理论批判

在资本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利润问题——利润来自何处,利润的规模由什么决定?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动机和首要目标,也是资本积累动态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利润很高时,资本积累率会很高,失业会下降,经济的总体状况会很好(处于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