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背景、价值及其建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完善轻重有别的犯罪治理制度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载体,也是总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立法和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拓展,对于落实刑法基本原则之要求、维护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和促进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维护社会长久稳定等均有积极意义。在制度建构方面,应当设置合理的犯罪记录封存适用范围,将封存效果依法延伸至非规范领域,健全依职权和依申请的二元程序启动模式,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完善从业禁止和入职查询规定,并完善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亲职教育的实践考察与经验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在未成年人保护及罪错未成年人的干预体系中较早设置了强制亲职教育指导制度,但受到社会文化观念、组织架构、资源供给等因素影响,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干预家庭教育的正当性面临质疑,适用对象参与意愿不强,裁定标准与评估标准欠缺,社会资源供给不足以及不同部门和机构间缺乏有效整合。可参酌我国台湾地区经验,对大陆法律中“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以完善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