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全面推进检察工作 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要点解读

2016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向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做了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曹建明检察长的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检察机关过去一年的成绩,客观冷静地分析了现存的问题,全面部署了今后的工作。整个报告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司法为民、改革创新的要求,彰显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刑事诉讼程序回转现象之反思——以检察院“退处”和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为研究范例

程序回转之所以成为诉讼法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因为存在一些类似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和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等争议较大又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回转现象。就此二者的共性而言,它们既是公检法机关应对法律空白或漏洞的变通方法,也是公检法机关为规避绩效考核的负面评价而达成的执法交易,还是检法机关处理某些棘手案件时转移压力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不成熟的司法科层制下的功利主义诉求、为熟人或同侪可以无原则地变通规则的传统处世哲学、绩效考核的负效应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反思和规制。

量刑建议制度探析——以重庆市A区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为调查分析样本

量刑建议制度在试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定罪建议权限设置低于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随起诉书移送导致出现因量刑理由变化影响量刑的准确性、量刑建议在庭审中提出的阶段缺乏统一规定等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及面临量刑建议与法院判决存在一定偏差、量刑建议是否被采纳受法院内部标准和刑事政策变化的影响大、法院就低采纳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未完全纳入判决书等制度运行中的弊端。应当建立量刑建议听取辩护人和被害人意见的制度,取消量刑建议讨论程序,实行庭前证据开示,赋予公诉人在法庭上改变或者撤回量刑建议权,将量刑建议采纳情况作为抗诉依据,设置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考核标准。

区块链技术的检察应用研究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的检察应用日渐兴起。目前我国区块链技术的检察应用主要集中于司法办案中电子数据的取证和存证、非羁押人员数字监控、社区矫正、未成年人帮教、数据流通与案件协同办理等多个场景,可发挥提升证据效力、规范诉讼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推动司法理念革新、促进检察监督质效提升、提高检察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打破政法机关之间信息壁垒、助推司法协同高效流畅等积极效果。区块链技术的检察应用实践呈现出实用性、创新性与碎片化等特征。未来区块链技术的检察应用发展前景广阔,将在条件成熟时统一设计与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应用、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由政法部门共商应用设计、研发与适用。

经费保障视野下的检察院运转——基于两个基层检察院不同经费状况的分析

经费保障状况居于匮乏和丰足极端的两个基层检察院的实证调查素材显示,2009年司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推行之后,检察机关的地方财政依赖并未根本动摇,收支两条线被虚置,检察机关横向之间和与公安、法院的纵向之间经费保障情况差异巨大。地方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经费深刻地影响到了检察机关各方面的具体运作,从人员构成、人才储备到办案、贯彻改革措施,甚至检察院干警和领导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

新时代法律监督视野下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研究

调查核实权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是对检察职能的历史传承,也是在构筑“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新格局中法律监督权发展的必然结果。2018年修改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式确立了调查核实权,其适用范围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诉讼等多个领域,启动方式有依申请和依职权两种,具体实施的措施较为多样,但本质上没有强制力。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适用领域以及具体措施的分布不均衡,适用程序模糊,相关的保障机制存在缺位。因此,检察机关应不断更新检察理念,主动适应法律监督模式的转型,引导检察人员敢用、会用调查核实权。同时,应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细化具体措施的适用程序、明确被调查部门或人员的配合协助义务以及加强专业培训等方式不断健全权力行使的外部保障机制。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研究——从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2款切入

长期以来,机动侦查权被视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项重要手段。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检察机关的此项权力。从既往的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采用机动侦查权办理的案件数量不多,但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该项权力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而非主动行权,对所有特殊案件大包大揽。机动侦查权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单纯地通过修法扩大案件的适用范围,而是在规范层面上针对机动侦查权的案件适用范围、审查程序、权力配置等办案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作出技术性破解,最终使该项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刑事检察理论体系的构建

刑事检察理论体系是刑事检察工作的理论基础,而构建刑事检察理论体系则是做优刑事检察的根本保障。刑事检察理论体系是由刑事检察性质理论、刑事检察职权理论、刑事检察主体理论、刑事检察保障理论等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必将促进我国检察制度进一步完善,推进刑事检察工作健康发展。

检察办案的哲学思考

检察办案是司法办案的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司法办案责任制的重要领域。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办案的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因此,需要从哲学层面对检察办案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检察办案指的是检察机关或者检察官通过行使具体的检察职权,对案件进行处理并作出相应处理意见或者决定的一种诉讼活动。检察办案应当追求客观、公正和三个效果相统一的基本价值目标,遵循及时、准确、合规的基本要求。检察办案与法律监督“适当分离”的观点不可取,我国应当坚持检察办案与监督一体原则。在检察办案的效果方面,检察办案数量与质量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废,不过新时代应当坚持质量第一,兼顾办案数量;不仅应当做到及时结案,而且应当有效化解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检察官的不轨行为与错案防治研究——美国的考察及其借鉴

在美国,检察官的不轨行为是催生错案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隧道视野;法庭上的不端行为;对物证处理不当;不开示无罪证据;威胁、引诱证人或唆使证人作伪证;使用虚假或误导性证据;骚扰或对报告人或其辩护人表示成见、宿怨;以及在大陪审团程序中行为不端。究其原因,美国检察官的民选经历,使其更青睐严厉刑罚以获得民众支持;对抗制的诉讼模式刺激了检察官更强烈的胜诉欲;另外,缺乏多元和强有力的制裁也是导致检察官不轨行为滋生的重要原因。针对检察官的不轨行为,美国司法部门以起诉环节为中心从多方面规范检察官的诉讼行为,如引入检察官客观性义务,强化证据开示制度以及建立对检察官不轨行为的惩戒机制等。刑事错案是各国司法界共同面对的难题,美国司法从检察官视角的错案防治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研究——“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侦查权法律控制思考

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加强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实现对侦查权的法律控制越来越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强制性侦查措施应当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和侦查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应当构建以强制性侦查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为基础,以事前审查批准型的检察监督模式为核心,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裁判为重要内容的程序性制裁和权利救济机制为保障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控制体系。

数字检察中行刑衔接机制的优化路径

数字检察的运行状态可以精练概括为“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过程,“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运行逻辑主要依托于行刑衔接机制。数字检察脱离行刑衔接,难以实现最佳的治理效果;行刑衔接脱离数字检察,难以获得技术赋能。两者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受到数字时代的技术发展和政策导向的驱动。相较于既往的行刑衔接,数字检察中的行刑衔接具有衔接渠道更为畅通、外延得以拓展、行刑共治善治目标得到更好实现三个方面的特征。目前实践中仍然存在行刑协作配合的数字治理共识还未广泛达成、行政执法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数字检察工作模式转型不充分、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难点问题。推进数字检察、畅通行刑衔接的路径节点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坚持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数据共享,坚持平衡能动与谦抑的法治框架,坚持融合业务与技术的实践驱动。

个人信息的检察公益诉讼保护路径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发展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提出更高质量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工作重点。民法典时代的个人信息具有独特权利属性,带有公共利益性质,对保护手段也提出特殊要求,检察公益诉讼非常契合当下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目前检察公益诉讼主要有三种类型,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三者各具特点。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保护路径的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公益诉讼法律供给,考虑制定《公益诉讼法》;统一规范管辖问题,着力解决跨区域管辖难题;理顺三类公益诉讼的并立和衔接关系;强化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

为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理论支撑--2023年检察理论研究综述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继往开来的春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领导全国检察机关统筹上下内外力量,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研究,以检察理论的发展进步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探讨——兼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后简称《规则》)的规范文本分析,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都有排除的职责,程序的启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依职权启动;一是依申请启动。而排除的范围不仅限于言词证据,还包括实物证据。就《规则》规定而言,当前涉及到的"刑讯逼供等其他非法方法"的解释应当进一步细化,对于疲劳审讯,威胁、引诱和欺骗以及重复性自白问题应当有所明确,对于瑕疵证据的"合理解释"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充分性"的限制条件。

检察制度是实现中国宪政的重要形式

宪政无定式但其有定法,不能充分了解宪政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在规律的趋同性就会对检察制度理论进行随意的攀附、位移甚至替换。在比对各国的宪政体制及其检察制度后,可以看出,中国的检察制度是宪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是建立在立宪主义的高度审视我国权力的合理配置,代表了我国宪政体制完善的方向。

检察职权的内部配置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是行使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检察权。因此,检察改革必然涉及检察职权的配置和调整的问题。从检察改革十年来走过的历程看,检察改革的绝大部分任务,都与检察职权的配置和行使有关。检察改革之所以始终是围绕着检察职权配置进行的,是因为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是检察改革始终不变的目标。检察改革如果缺乏对检察职权配置系统清晰的认识,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如果违背权力配置的基本规律,就会盲目进行,就难以达到党和人民满意的效果,甚至连检察机关自身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并且可能使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这样的改革,难免走上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的道路。本刊编辑部认为,在检察改革中,只有充分考虑检察职权配置的优化问题,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职权,才有可能保证这些职权的充分有效行使,才有可能通过检察改革推进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以"司法改革与检察权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国家权力的分配和优化,以及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检察权优化配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编辑部之立场。

死刑复核程序改革与检察机关的介入权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应当进行司法化、诉讼化改革。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死刑案件的刑事诉讼中,既承担着公诉的职责,也承担着审判监督的职责,应当有权介入作为死刑案件最后一道关口的复核程序。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程序监督的立法完善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应当享有特定的法律地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监督职能很不健全。应当努力通过立法完善,重新设计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减刑、假释程序,拓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参与权,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监督的必要措施和手段。

检察改革要以检察职权优化配置为核心

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是行使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检察权。因此,检察改革必然涉及检察职权的配置和调整的问题。从检察改革十年来走过的历程看,检察改革的绝大部分任务,都与检察职权的配置和行使有关。检察改革之所以始终是围绕着检察职权配置进行的,是因为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是检察改革始终不变的目标。检察改革如果缺乏对检察职权配置系统清晰的认识,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如果违背权力配置的基本规律,就会盲目进行,就难以达到党和人民满意的效果,甚至连检察机关自身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并且可能使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这样的改革,难免走上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的道路。本刊编辑部认为,在检察改革中,只有充分考虑检察职权配置的优化问题,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职权,才有可能保证这些职权的充分有效行使,才有可能通过检察改革推进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以"司法改革与检察权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国家权力的分配和优化,以及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检察权优化配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编辑部之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