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

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是指某一检察院集中管辖特定类型案件的制度。按照管辖案件类型的多少,可将其具体划分为单一类型的集中管辖与复合类型的集中管辖。集中管辖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应运而生具有深刻的体制原因:或为破除地方行政干预,或为整合诉讼资源,提升检察机关专业化办案程度。但因其突破了传统刑事诉讼法所奉行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原则,故而存在着降低诉讼效率、导致捕诉分离、减损检察权整体运行质效等技术层面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冲击法定法官原则等制度层面上的合法性问题。对此,须将集中管辖的本质解释为专门管辖,并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和探索集中管辖制度在技术层面上的改革完善及其未来走向。

法典化时代的刑事诉讼法变革

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确立了我国刑诉法的基本架构,体例上基本完备,已经是初步意义上的部门法典。但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其在制度和规范密度上存在着某种先天不足,实务中不得不出台大量司法解释予以补充。虽然历经三次修订,但由于法典编纂程序的缺位和立法技术的停滞不前,仍未能有效整合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解决刑诉法内部的规范冲突,法典的权威统一性与体系逻辑性受到冲击。因此,要推动刑诉法的法典化,应当强调法典编纂工作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法典编纂整合司法解释,转化为长期有效的立法,同时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典与司法解释的效力位差;另一方面,提升立法技术,注意中国特色与诉讼规律的兼容以及解决现实问题与立法前瞻性的平衡。

行政诉讼实质解决争议的反思与修正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是法院主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司法政策,法院借助党委、人大、政府和社会的支持,通过庭前引导、诉前调解和诉中协调等手段,将调解率和撤诉率作为检验争议是否得以实质解决的标尺,进一步通过司法建议、典型案例和行政审判白皮书等措施提升司法权威。倡导实质解决争议具有积极作用和客观效果,但部分创新手段与司法权被动性和中立性特点不符,协调缺乏规范依据且导致法院放弃判断权,片面追求低上诉率与当事人的诉权相悖。解决上述问题,应将诉前调解改造为行政调解,重申行政诉讼解决争议之立法目的,法院充分行使审判权彰显法律效果,修改《行政诉讼法》设置合意停止诉讼程序。

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之权能分析

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项权能,其自身仍可再细分为多项权能,如开展调查核实的各种手段、方式以及可采取的具体措施等。当前,关于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权能的规定,均采取列举加兜底性条款并附设排除适用条款的模式,此模式下兜底性条款往往成为“睡眠条款”。从法理上讲,调查核实权具有一般意义上“法”的强制性,调查核实对象需承担一般意义上的“守法义务”,应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此外,实务中运用较多的调查核实权的典型权能,需要在新定位下加以完善,具体而言:建议明确调取证据材料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权能,而是搜查、扣押的前置程序;关于询问对象,建议采用“询问知情人”这一笼统而概括的表述方式,等等。

企业合规立法的宪法根据

完善企业合规立法是化解改革试点面临的诸多困境的基本路径。作为国家立法活动,企业合规立法必须“根据宪法”,符合宪法的要求。中国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和第5条属于旨在形成宪法权威的目标和原则条款,这一条款具有双重含义,既明确规定企业“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积极守法义务,也课予国家采取适当措施激励企业承担其职责的积极作为义务。相较于我国立法采取的其他激励企业守法经营的措施,企业合规建设是在企业内部形成一套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的治理体系,有助于企业承担其维护宪法权威的职责,是实现宪法目标的适当措施。企业应当通过合规建设履行其积极守法义务,立法机关应当积极立法激励企业开展合规建设,实现宪法设定的政策目标。具体而言,立法机关应当以立法方式设定强制合规、合规从宽和合规奖励的多种激励方式,构建体系化的企业合规激励法律制度。

是否采纳未出庭对质证人证言的欧洲经验及其启示——以三步检验法的演变为线索

三步检验法作为欧洲人权法院是否采纳未出庭对质证人证言的判断标准,其先后经历了两步法、三步检验法的确立以及三步检验法的发展。在不同的演变阶段,三步检验法的每一步骤不仅在内容上存在着细微差异,而且在不符合其步骤时是否造成审判不公正的结果上也有所不同。表面来看,三步检验法的演变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对于两大法系不同诉讼特征的妥协。实际上,欧洲人权法院是在不断妥协中坚守着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三步检验法对于缓解我国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被告人难以与证人对质等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从健全预防冤假错案的程序机制和实现公正审判的要求出发,高度重视证人出庭和被告人对质权问题;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出发,严格限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依托听证形式在特殊案件中建立审前对质程序以及完善使用不出庭证人证言的程序保障和救济机制等方面作出改进。

逮捕批准机构的功能适当性审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捕诉部门分分合合,与之伴随的是激烈的理论之争。捕诉关系的改革涉及逮捕批准机构的再造,必须以《宪法》为根本遵循,符合功能适当原则。与捕诉分离模式相比,捕诉合一模式可能导致以公诉条件吸收逮捕条件,也不能必然保证"正确地"作出逮捕决定。人民检察院的内部结构再造应当抛弃诉讼阶段模式和追诉中心主义,立足《宪法》,围绕批准逮捕权展开,以构造功能适当的批捕机构为要务。

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司法认定及其处理

从实证数据来看,传统的"不知法不免责"仍潜移默化地影响法院处理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判决书中大多数情况下予以回避,少数情况下采取不一而足的应对。应该将刑法责任主义作为指导实践中处理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基本原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在刑法典或者判例中确立了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免责事由。刑法中应该规定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时减免责任的条款、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该明确规定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具体情形、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证明责任,由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承担,证明标准应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应该颁布一些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指导性案例,以规范法院的审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