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能力研究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投入规模化应用后,至少带来创造性成果归属、意思表示能力确认、刑事犯罪规制、侵权损害救济、数据滥用等多领域的现实法律困境。从传统稳定的社会结构与数字社会新生风险两个维度形成了治理困境,需要从责任的角度确定何种主体应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决策负责。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具备类人化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基本形态,在拟制主体对人类经济发挥巨大作用的现实借鉴下,可考虑由生成式人工智能自身承担部分责任,但由于其责任能力的限制以及以人为本的伦理基础,对该责任能力应当进行明确限定。通过“穿透人工智能面纱”的归责原则以及相应的配套机制构建,促使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成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选择。

涉案企业合规建设的有效性标准研究——以刑事涉案企业合规的犯罪预防为视角

涉案企业合规建设的有效性标准是一套包含有效制度修复和有效合规计划的要素体系,体现了刑事合规和事后合规的要素特征,发挥了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标准、合规监管人监督评估标准、检察机关审查验收标准等多重制度功能。有效制度修复标准要求涉案企业在查明深层制度缺陷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制度修复,审查要点在于涉案企业识别管控漏洞的准确性和深度,以及修复措施的针对性和彻底性。有效合规计划标准涵盖从合规体系设计到合规运行效果的全过程,合规体系设计作为形式标准,包括风险导向、要素完备、全面覆盖等三项基本要求;合规运行效果作为实质标准,要求检察机关和合规监管人运用多样化审查方法对合规体系诸要素的运行有效性作出评估。基于合规运行效果来设计有效合规计划的全过程标准,才能针对刑事涉案企业发挥长效的犯罪预防作用。

数字人民币的通道作用与对“长臂管辖”的反制

利用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对他国实施制裁,是美国“长臂管辖”的主要手段。数字人民币具有精准调节货币政策、维持币值长期稳定、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重要金融通道作用。有效发挥数字人民币正向作用,稳慎推进数字人民币参与境外跨境支付金融体系建设,是我国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向我国经济领域延伸的有效手段,但需强化法律配套支持,有效规避因监管边界扩大、国际支付体系重构、信用货币创造等引致的风险。从而强化金融科技的合规管控能力,抢占数字空间铸币权,增强反制“长臂管辖”的能力。

一审公诉案件审理期限制度改革研究

随着刑事案件多层次诉讼体系不断完善,一审公诉案件审理期限制度逐渐成型。根据实务反馈和学理探讨,该制度总体上与一审审判程序类型多元化发展同频共振,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难题,包括未能充分适应审判繁简分流的需要、影响公安司法机关的职权配置关系、损害被追诉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等方面。对此,需要统筹采取应对方案:以审判中心主义理念统筹推进审理期限制度和相关制度改革;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以优化职权配置关系;调整现行审理期限规定以提升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水平;为被追诉人与被害人依法有效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时间保障;完善法定审限内结案率等绩效考核制度以提高刑事审判质量。由此,方能为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提供智识积累。

数据规模化利用的法律规制

以ChatGPT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实现以自然语言交互并输出非特定的内容,其依赖的底层技术架构对数据利用的方式、范围及其效益产生了深刻影响。数据特别是规模化利用的数据,呈现出了从资源化逐步向资产化、资本化转型的特征。对数据有效规模化利用的规制,将直接决定数据效益的转化成效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现有数据治理框架,无法高效匹配新科技时代数据利用的技术基础要求与权益再分配的价值需求。当前,我国学界有关数据利用规则体系的研究以数据权属为主要方向,但无法有效解决数据大规模使用与交易效率的实践要求,无法有效促进我国海量数据优势的基础效益转化。为有效解决现实问题与发展要求,需在规模化、标准化、类型化的数据利用模式下,充分激活数据要素市场,重构多层次的数据利用规则与权益分配机制,实现以规则优势引领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人民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问题研究

人民法院应如何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热议的话题,这主要源于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实践困境与涉案企业合规全流程适用的现实需求。目前,人民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在审前和审判两个阶段皆存在问题。人民法院的审前参与实无必要,还可能加剧已经凸显的诉审“线性结构”问题。面向未来审判程序的立法改革,基于合规考察报告作为过程性证据材料的定位,人民法院可以从合规的自愿性、有效性和公共利益等方面展开实质审查。在程序机制方面,人民法院应主导审判阶段合规程序的启动,并对合规情况进行监督核实。此外,还应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合规从宽规则。

元宇宙空间铸币权论

元宇宙作为全球资本角力的新一代沉浸式互联网,将物理世界映射到数字空间之中,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与存在形态。目前对于元宇宙的规制缺乏统一标准,对其空间的治理需匹配相应的治理手段与能力,以适应数据作为基础性生产要素的空间发展逻辑。数字人民币作为拥有技术优势的数字化法币,相较数字代币具有币值稳定、规模优势与以国家信用为背书的优点,以适应元宇宙下跨境跨空间支付体系建设与监管的客观需要。当前围绕技术创新的竞争已从实体领先扩大至标准制定,元宇宙空间的铸币权对扩展数字经济的广度与深度、维护国家数字经济主权与安全意义重大。在推进跨空间支付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数字人民币发行机构可能面临垄断制裁、"长臂管辖"以及法律规定难以适应空间权利义务运行方式转型等诸多困境。需要围绕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空间化应用制定长远的立法规划,确定相对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促进元宇宙空间健康发展。

涉案企业合规案件适用检察听证制度的实践与发展

自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开展以来,检察机关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与检察听证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合规+听证”的多种实践模式。目前,此类实践模式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其致因主要包括与合规材料审查相适应的专门规则缺失、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能否成为听证员的规定模糊、听证员组成标准难适应合规案件办理需要、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听证机制不明等。对此,着眼于涉案企业合规立法化趋向,应当转变检察听证体系设计理念,完善合规案件听证员制度,建立合规材料审查听证规则,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利,针对性地健全合规案件适用检察听证制度的方案。

新时代推动人才工作创新发展的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进行了部署,并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检察人才是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全面深化人才强检,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既是检察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根本保障。

新时代检察一体化原则的新发展

检察一体化有助于形成法律监督合力,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检察一体化原则呈现新特点新发展,包括立法上的二元结构和检察资源、案件管理、职能、数据一体化等方面。检察机关应以系统观念塑造一体化思维,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把握检察工作规律,强化检察一体化原则的程序控制,加强案件办理一体化的程序规范,案件办理的一体化应受到办案责任制和记录报告制度的约束;加强检察资源一体化的程序规范,以必要性、补充性为原则,确保检察权依法规范运行。

构建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的管辖异议制度

实践中存在为数不少的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管辖不规范问题,被监察对象、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提出管辖异议也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但是除《庭前会议规程》以外,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赋予被追诉人的管辖异议权。从实证现状来看,无论是在监察调查还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异议并未受到重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虚置状态。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管辖异议制度的缺失既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侵犯了被监察调查对象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诸多权利,也会导致社会公众难以接受裁判结果等诸多弊端。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应该赋予被监察调查对象、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明确规定提出管辖异议的主体、期间以及方式;审查管辖异议的机关和管辖异议成立应承担的程序性法律后果须区别对待;进一步明确和限定《监察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关于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管辖裁量权的规定。

认罪认罚案件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法理反思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适用,确定刑量刑建议备受争议。基于规范分析与实务考量,确定刑量刑建议中的“确定刑”是指确定的主刑而不包括确定的附加刑、缓刑。确定刑量刑建议不等同于精准刑量刑建议。确定刑量刑建议应有严格的案件适用范围。受到考核指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形成、调整与采纳领域,存在控辩协商色彩淡薄、违背司法责任制、“明显不当”标准模糊、当事人诉讼权利受损、加剧法官案卷依赖程度等若干问题,亟待法学界予以关注。为此,应当遵循科学务实的应对之策,包括但不限于健全确定刑量刑建议运行体系、平衡确定刑量刑建议中的权责关系、优化确定刑量刑建议考核指标、培养协商性司法理念社会氛围等。

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能否获得阅卷权的法理阐释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推进,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愈来愈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从实践中来看,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以下简称“第三方组织”)了解企业涉案情况的方式相对有限,能否赋予第三方组织阅卷权,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允许第三方组织阅卷于法律规范而言不具有合法性,于法理而言也难具有正当性。着眼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立法化倾向,检察机关、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设置以保障第三方组织充分知悉案情为目标的专门方案和机制是促进第三方组织实质履职的可行思路。

奥地利团体刑事责任制度及其启示

奥地利关于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集中体现在刑事犯罪团体责任法中。在1997年《保护欧盟财政利益公约第2议定书》的背景下,基于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法转化义务,奥地利于2005年通过刑事犯罪团体责任法。该法创造性地使用区分决策者犯罪和员工犯罪的起因犯罪二元模式,将具有犯罪预防功能的法令遵循精神融入团体归责要素,明确了团体刑事责任与员工刑事责任的独立性,其立法体例和规制内容均对欧陆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也为我国单位犯罪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借鉴样本。

数字社会下的法律工程思维建构与适用

人类已进入数字社会,该社会形态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并综合各种工程技术建构而成。对于法律在数字空间中如何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并进行具体功能层面的研究,仍缺乏纲领性的法学方法论指引。伴随着区块链、复杂算法、新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合约、智能投顾等大批量自动化合同处理增多,司法机关已尝试引入人工智能裁判与案件管理,法律规模化应用的频次、速度、范围大幅提升,但传统法律在新科技生态环境下的应用已凸显不足。法律思维是通过规范的设定与执行以解决真正存在的社会问题,工程思维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下实现目标状态,两种思维具有高度学科相似性与现实结合的可能性。在新科技生态下,应充分调动并综合运用多学科、多领域、多维度与多元化的交叉知识与技术手段,利用工程思维与方法转换为具体法律应用的模式、流程和操作性规则,利用法律工程思维发挥现实作用。通过法律工程思维的方法建构与思维模式导入,为解决数字时代法律应用的焦虑提供新的现实选择,为数字空间的治理提供法律的信任机制。

规范“互涉”案件中监察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管辖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中确立的“监察机关调查为主、其他机关协助”的“互涉”案件管辖原则,容易导致监察机关管辖权扩大化,压缩了本应由刑事司法机关管辖的案件范围,将“其他机关予以协助”作了过于宽泛的理解,甚至异化为管辖不规范的兜底理由,侵犯了被调查对象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应该确立以“主罪为主、次罪为辅”的“互涉”案件管辖原则,赋予律师适度参与监察调查程序的权利,规范“其他机关予以协助”的法定事项,防止其成为兜底“互涉”案件管辖不规范的理由,赋予被调查对象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管辖异议权。

涉案企业合规建设“深圳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深圳市检察机关在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过程中,初步探索出了“五个一”的工作模式,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对于理论和实践中企业合规激励对象范围、合规激励手段、合规有效性标准、第三方监控人职责定位及经费保障等问题,试点中都进行了探索并给出了可行性方案。在下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上,应探索推进激励机制建设,明确第三方监控人的介入条件,构建多元化的涉案企业合规工作模式。

以连续交易方式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入罪的判定

近年来,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在降低入罪门槛的同时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入罪标准予以明确,但对于此类犯罪入罪标准的理解与适用仍是司法工作的难点。在以连续交易方式操纵证券市场案件中,自控账户认定的核心在于涉案交易账户是否为行为人实际控制,在计算持有或实际控制的流通股数时,应将大股东实际持有的流通受限股包含在统计范围内,成交量占比的计算应将“对倒”部分进行扣除,并以单边方式计算成交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