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企业商业贿赂犯罪及其防控——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为例

以互联网行业为代表的商业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网络时代进一步增强。通过对2011年以来的74件互联网企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在犯罪现象方面,网络商业贿赂犯罪主体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等特征,危害行为主要发生在运营环节,危害结果较为严重,商业贿赂平均金额为78.9万元。在犯罪原因方面,网络商业贿赂犯罪因素包括个体因素、企业因素、行业因素、社会因素等;较之于公务贿赂,网络商业贿赂犯罪总体上非法获益高,但犯罪成本和被发现概率较低;互联网企业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廉政监管资源投入不足;互联网行业的高迭代性、高竞争性,导致新兴行业监管规则长期存在"空窗期";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社会监督作用高度受限。在犯罪对策方面,建议建立多主体合作、多策并举的网络商业贿赂防控体系,逐步完善商业贿赂法律规范体系,开展网络商业贿赂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行政指导和观念引导,特别注重探索制度预防、组织预防和技术预防的犯罪预防新机制、新手段。

构建多元化网络舆情教育培训体系

网络舆论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网络舆论治理队伍的专业水平高低,一定程度上影响网络舆论治理效果。建构多元化网络舆情教育培训体系,是推进我国新时代网络舆论治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立足当前、服务长远的必由之路。

《民法典》对公民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风险防范的意义

破解新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难题,需要从根本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执法司法机制。2020年颁布实施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专门设立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做出总体性规定,为化解个人信息数据侵害风险提供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济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非法获取型数据犯罪的实务反思与规则重塑

在大数据时代,应当倡导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论,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作出有别于单机时代的全新解读。为促进数据发展,本罪的危害行为,应以不法侵害有价值的电子数据机密性为必要条件;反之,获取非电子形式数据、公开数据、价值密度低的普通数据,原则上不属于本罪的保护范围。为维护数据安全,本罪的数据类型需要进行必要扩展,打破传统上身份认证数据的局限性。从数据权利束的角度全新认识数据性质,将其细分为非法获取功能型数据、非法获取财产型数据、非法获取映射型数据三个子类型,在数据分类分级基础上重构罪量标准,从而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数字身份、数字资产、数字秩序等多维度的整全性刑事法治保障。

计算法学视域下网络诽谤犯罪的审查方式

大数据时代,计算法学作为法学研究的计算主义新范式,正深刻影响着刑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学科发展。目前计算法学在刑法刑罚论领域已取得初步应用,但对刑法学更重要的犯罪论特别是犯罪构成要件研究相对欠缺。以网络诽谤犯罪为例,计算法学可以从经典数学、模糊数学两种方式辅助对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进行审查。应用经典数学方式可将犯罪客观要件特征抽象为变量,将形式逻辑"三段论"判断转化为规则的函数计算。从诽谤罪法条中提炼出信息失实性、内容危害性、传播广泛性三个量化指标并设立判断规则,之后依次进行计算和判定,通过量化方式倡导对构成要件该当性的精准判断,经过检验后量化标准可被吸收入司法解释中,发挥规范指引作用。应用模糊数学方式可以在无法准确定量的情况下,确定一个模糊等级,用模糊优化逻辑改变非此即彼的线性理念,作为次优选择辅助法官的价值判断和疑难案件定性,对在形式上符合诽谤罪构成要件的案件,实质上是否产生法益侵害性和可罚的违法性进行实体判断,防止不当的出入罪现象。通过在刑事审判中融入计算思维,以追求司法公正和个案办理中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

论涉案企业合规从宽检察改革的内在逻辑

在党中央和最高检的正确领导下,涉案企业合规从宽检察改革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其优化营商环境、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日益彰显,得到了地方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当然,目前涉案企业合规从宽检察改革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实务操作上都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立法赋能政务数据公开与安全利用

大数据的激增既为现实社会带来了种种便利,也给公民权益、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数据的不同主体和用途,我们可以将数据资源分为公民个人数据、企业商用数据、国家政务数据、国防军事数据等。

数字检务:从业务数据化到数据业务化

2022年6月29日,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以这次会议为起点,检察信息化进入了“数字检务”新时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强调,“要增强加快推进数字检察建设、深化落实检察大数据战略的紧迫感、责任感”“核心是大数据的充分、深度运用,业务数据化只是数字检察建设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实现数据业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