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应当取消著作权犯罪的“营利目的”要件

我国刑法将“以营利为目的”设置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归责条件,存在着立法指导思想偏颇,刑法条款之间、刑法与行政法规之间矛盾,司法补救功能无从发挥等系列问题。侵犯著作权犯罪不要求具备营利目的,已成为国际领域的立法趋势,也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最低义务。但在具体修改时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使我们的刑法立法更加科学、合理、公正。

死刑控制政策的必然转向:以司法限制为重心

基于死刑的渊源、规律、现状以及逻辑论证等角度分析,司法限制死刑是刑罚理性发展的一种必然之选。以司法限制为重心,可以较大范围地获取两大阵营的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不失为死刑控制的一条经验之选。少杀、慎杀,尽量不杀,防止滥杀等刑事司法理念决定了以司法限制为重心是死刑控制的合理之选。以司法限制为重心,可以大幅降低死刑适用率,改变刑事司法中"就高不就低"的重刑主义思想,同时必然会加大死刑审判成本,使其成为死刑控制的有效之选。

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现实图景与完善路径

证据说理是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事实认定说理和法律适用说理的基础。本文拟以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对证据说理进行研讨。繁简分流是证据说理的前提,有必要根据法院审级、案件类型、争议情况等进行繁简分流,做到该繁则繁、当简则简、繁简得当,明确证据说理的重点所在。当前刑事裁判文书证据说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简单堆砌证据的“回避说理”、缺乏认证分析的“模糊说理”、证据说理与事实说理脱节的“分离说理”。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提出科学列举证据、坚持必要性说理,增强认证分析、坚持针对性说理,注重证据说理与事实说理相结合、坚持整体性说理,从而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到实处。

德国刑事处罚令及辩诉交易之借鉴

一、诉辩交易制度在德国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认罪可以换取较低刑罚,法官由此提高审判效率。德方在交流中认为,这一制度的优势之一是被告人较早阶段能够预测刑期,无须经漫长的庭审时间。诉辩交易在德国刑诉法早期并没有,司法实务先于立法得以确立。1987年,联邦法院通过判例裁定认可诉辩交易,指出不应指责这种做法。

解释论视角下的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进行了修订,对行贿罪从宽处罚增加了适用条件。基于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不同解释方法,适用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应一方面服务于打击贿赂犯罪大局,另一方面起到平衡行受贿量刑的作用,同时标准应尽可能明确以避免放纵行贿犯罪。故此,对该条款中"主动交待"宜虚化处理,"犯罪较轻"应以犯罪可能适用的刑罚为判断标准,对"重大案件"、"重大立功表现"均应作扩大解释。

刑事裁判文书的构成要素分析

裁判文书集中体现了法官的法律素养、价值取向、操守品行和文字功底等,是人民法院充分展示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对有效化解诉讼纠纷、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极端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刑事裁判文书的整体质量明显改善。但对办案法官来说,不断精进业务、提升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应是贯穿其职业生涯始终的“必修课”。提高刑事裁判文书质量,不能仅局限于强化释法说理,而是应着眼于裁判文书的全部构成要素,从事实认定、证据表述、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程序审查、形式表达等方面入手,逐项研究提升,全面改进裁判文书的制作。

认真对待案例——基于法院审判的认知与思考

案例是人民法院输出的公共司法产品,它是一个法院、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法治水平的"试金石"。当前及今后在执法办案、法治宣传和法学研究中,都应当更为重视案例,切实把案例作为认识法治、评价法治、推进法治和实现法治的抓手。重视案例,既要认真发现案例、研究案例,更要积极运用案例。

贿赂犯罪既、未遂疑难问题研究

贿赂犯罪应当以受贿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作为判断犯罪既、未遂的标准。对以不动产为贿赂的,不以登记为标准,而是判断受贿人有无对不动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对以动产为贿赂的,通常以转移交付作为标准;对以财产性利益为贿赂的,通常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受贿人是否实现了实际控制而判断既、未遂。贿赂犯罪中既、未遂的判断对于量刑有一定影响,实践中需要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联系。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新复合主体论”之提倡

关于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 ,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众说纷纭。考察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 ,应该对传统刑法理论予以继承和发展。立足于单位本质的“具体实在说” ,单位犯罪是包容自然人的组织体的犯罪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是组织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复合 ,据此 ,笔者提出单位犯罪“新复合主体论”的观点 ,主张单位犯罪中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之间、单位中多个直接责任人员之间是复合关系 ,具体体现为直接责任人员相对于单位的依附性和独立性。

国际追逃追赃视野下的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我国确立缺席审判制度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国际追逃追赃、威慑预防贪腐犯罪逃匿的需要,面对国际追逃追赃的现实困境,应当明确缺席审判的具体条件,合理设置缺席审判案件罪名范围、赋予律师强制辩护等程序保障,以实现劝返、遣返、引渡等多措并举的国际追逃追赃全覆盖模式。缺席审判制度作为刚刚设立的刑事法律制度,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财产没收程序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国际追逃追赃中不可或缺,且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运用

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不仅全面规定了死刑案件中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还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对于切实保障死刑案件的质量、提高刑事司法工作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职务犯罪审判与国家监察工作有机衔接的若干建议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与国家监察工作如何实现有效衔接,使集中统一高效的反腐败法律制度落到实处,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结合司法实践提出了职务犯罪审判工作与监察工作有效衔接的若干建议。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的引渡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合作方式之一,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重要抓手,以其兼具实体法、程序法和国际刑事司法的多重属性,与其他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手段互相促进,彰显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我国向外国请求引渡过程中的量刑承诺的适用有其成因及遵循的原则和程序要求。反腐败追逃追赃引渡程序中的自首认定亦有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考虑和认定标准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引渡拘留强制措施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诉讼拘留、行政拘留的特殊性质及期限规定。在外国向我国请求引渡过程中,人民法院与外交部、公安部的衔接配合对引渡程序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论贪污贿赂犯罪财产刑的适用

基于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部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裁判文书及新闻公布的大要案判决结果的研究分析,发现各级人民法院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被告人判处财产刑时适用财产刑种类、数额存在很大差异。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在于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财产刑判罚的规定过于宽泛,相关司法解释虽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如何适用财产刑进行一定的规制,但在具体细节上仍存在诸多不明确或模糊之处。各地在适用过程中的问题凸显,亟需规范。本文试图明晰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具体案件中如何适用,发表管窥之见。

中国规范性刑法解释的实然与应然

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可以统称为"规范性刑法解释",以区别于法官适用刑法解释、刑法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本文从实然和应然两个方面对我国规范性刑法解释进行考察,认为规范性刑法解释将在我国刑事法治进程中长期存在。刑法解释体制应予合理重构,其运作应进一步规范和科学化。

略论刑期起止日期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刑种的不同刑期,怎样确定刑期的开始之日,如何折抵刑期等问题,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此,谈点个人看法,以抛砖引玉。一、执行之日应为生效之日根据我国刑法第41条、第44条、47条的规定,对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刑期,

规范性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契合与冲突

作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刑事法治现象和实践,我国规范性刑法解释制定、施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都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天平予以衡量。在中国60多年的法制进程中,我国的规范性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既有契合又有冲突,契合是矛盾主要方面,其对刑事法治的积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冲突虽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不容忽视,规范性刑法解释的律动中总是存在与刑事法治不和谐的杂音。规范性刑法解释只有在关照罪刑法定原则时代精神的前提下,谋划其未来出路,思考其存废和改进之道,才能发挥对刑事法治独特的促进而不是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