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文件修改超范围的判断标准及其救济方案——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为研究基础

专利文件修改超范围的判断不是形式判断,而是实质判断;不仅是事实判断,而且还是价值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不同案件中采用看似不同的判断标准。比较"直接、毫无疑义确定""直接明确导出""信息确定"等标准可知,"直接明确导出"标准为实现专利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点。妥善运用"直接明确导出"标准,结合不同的修改对象和方式,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灵活分析处理,才是解决修改超范围问题的正确出路。

宋晓明:最高法将推行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

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宋晓明在沪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将在中国大陆法院推行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宋晓明表示，法院审理涉知识产权案件中，刑庭、行政庭受业务范围所限，缺乏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知识。在没有“三合一”审判机制的情况下，如果案件审查认定的基本事实相同，对同一事实是由不同审判庭分别审理。这不仅造成审判资源浪费，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而且还容易导致法院裁判标准的不统一。当前，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随着知识产权意识的普遍提高，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权利人的选择。完全实行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后，跨区划管辖涉及的问题将更为广泛，特别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涉及公安、检察机关及其内设的多个部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协调对接的部门也比较多。

知识产权诉讼证据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证据往往数量多、种类繁杂、专业技术性强，较一般民事诉讼更为复杂。知识产权审判除了要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外，还要适用专利法、商标法和着作权法等法律、司法解释关于知识产权证据制度的特殊规定。

漫谈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缺乏目的性变形的使用权能

针对知识产权对象的各种"使用"行为,并非均落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知识产权的"使用权能"只规制"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使用"。为避免使用权能的扩大化,应以"知识产权概念的目的"为标尺,对其进行"目的性变形"。知识产权以保护权利人的市场利益为目的,故只有与之相关的使用才具有知识产权法意义。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使用为"客观使用",而非"主观使用",并以"功能性使用"与"传播性使用"为构成要件。功能性使用,是基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对象为"新知识"这一基本特征,其含义为:根据"新知识"自身具有的属性,对"新知识"本身进行运用,从而使行为人获得市场利益。传播性使用,是基于知识产权的权利作用为"传播权"这一基本特征,其含义为:此种使用包含或涉及以再现"新知识"的方式向不特定第三人进行传播。

保护知识产权 促进农林业科技创新

农林业行政执法保护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作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两个基本途径,在保护品种权人利益,促进农林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以农为本,农以种先行＂。以植物新品种体现的科技创新成果构成了企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互联网领域竞争行为的法律边界:挑战与司法回应

互联网领域注意力竞争、创新竞争、跨界竞争等特点给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难。中国法院通过理论创新和法律适用创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两个领域进行了创造性的司法回应,厘清了竞争行为的法律边界,有效规范了互联网领域的竞争秩序。

网络经济背景下的反垄断司法

网络经济下竞争的新特点对反垄断司法提出了新挑战。随着网络技术加速创新，电子商务规模突飞猛进，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这一挑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为此，本文对中国法院审理网络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案件进行回顾，剖析网络经济对反垄断司法的挑战，探讨未来反垄断司法的指导原则和方向，以此纪念《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

知識產權法院的中國探索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11月、12月，北京、广州、上海三地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挂牌成立。知识产权法院是在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成立的，担负着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的重要使命。可以说，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必将对中国未来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现有设计抗辩的审查判断:逻辑与方法

由于外观设计专利与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在保护目的、保护对象及侵权判定方法上存在根本差异,加之外观设计领域存在的家族类似这一特殊规律,现有设计抗辩与现有技术抗辩遵循不同的逻辑和判断方法。审查现有设计抗辩时,需要在外观设计专利、被诉侵权设计及现有设计之间进行三者对此,且需要遵循正确的对比方法。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政策导向与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均有了一些新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态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具有较浓厚的公共政策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国为促进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采取的政策性手段。

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切实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2018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了迪奥尔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为知识产权提供司法保护

真正释放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强大势能和威慑作用，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中国正在不断释放出更加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信号，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正在逐年变好。在密集采取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一揽子措施中，司法保护成为主导力量。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若干问题思考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是为主动适应我国社会面临的新形势而启动的一次全面修改,在修法中,应立足我国国情和立法传统,着眼于我国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既要特别注意到大陆法系崇尚保护权利人精神人格权利的立法逻辑起点,亦要特别注意到英美法系崇尚保护权利人财产权利的立法逻辑起点;既要充分尊重著作权的私权根本属性,亦要充分注重权利人与传播者、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衡平。具体制度的构建,既要充分考量制度设计的优越性,亦要充分考量制度实际运行的有效性。

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不正当手段”的司法探究

认定是否恶意抢注商标,应以法律的规定作为判断依据。《商标法》第32条和44条规定的"不正当手段""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亦需要从法条本身的规定和《商标法》的体系化角度进行考量。"其他不正当手段",应适用于绝对注册事由,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应适用于已注册的商标。诚实信用原则能否作为大规模注册的条款予以适用,应协调与其他具体条款的适用界限。制止恶意抢注行为,需要进一步利用好现有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加强商标管理,在新一轮《商标法》的修订中探寻妥善解决的有效途径。

專利文件修改基本問題研究:原理、標準與規則

各国专利法在允许对专利文件进行修改的同时，也限定了修改的条件和要求。我国《专利法》第33条做了类似的规定。近年来，随着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对《专利法》33条的标准把握日趋严苛，涉及该条的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逐渐增多，业界批评之声日盛。201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多起案件中就专利文件修改的标准表明了态度。

美國專利法下的懲罰性賠償:Halo案之後路在何方?

一、引言2016年6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了Halo Electronics v.Pulse Electronics和Stryker v.Zimmer两案（以下简称＂Halo案＂）的联合判决。~1该联合判决废弃了联邦巡廽上诉法院关于美国专利法下对故意侵权给予惩罚性赔偿性所适用的Seagate检验标准。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问题的反垄断分析

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寻求禁令救济的行为在国际上引发了一系列在竞争法下寻求解决的案件,不少国家的竞争执法机构也对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行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国两大竞争执法机构分别起草的《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指南》征求意见稿中,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问题也成为执法关注的重要对象。由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问题是反垄断法、专利法和合同法的交汇点,其反垄断分析必然需要考虑专利法、合同法等因素,因而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审慎的态度。

中国的商业秘密司法保护——以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件为中心

审理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是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商业秘密保护日趋重要。虽然此类案件数量不多，但因其涉及权利人核心商业利益，影响巨大；加之商业秘密自身固有特点，因此其保护难度和审理难度也远超其他类型知识产权案件。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健全商业秘密保护的制度体系、明确保护规则、加强保护力度等方面，不断推进，取得一些进展。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