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黎朝科举制度在儒学教育上的作用试析

中国的科举基本上具有"擢才"与"教育"两个功能,本文透过对于越南考试科目的整理,了解越南科举特用诗赋,而四书重《孟子》、经义减低《春秋》。诗用唐律,赋用古体、李白体,且强调八韵体,加上诏制表用古体、四六,显示越南强调文才。越南科举录取率不高,不能对官僚架构有极大的影响,而依据考生身份可以发现乡试似乎较重越南吏员的再考核,说明越南科举在"教育"上较"擢材"更具有功能。

一个关于传统注解问题的讨论——以《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分析为例

本文试以《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分析为例,从字词意义的考订出发,具体说明与展示传统注解在字意及章句解读上所面临的问题与局限,并重新厘定章句之本意。论述之进路有三:首先,通过对传统注解之差异情况、及字意解释的转折情形的讨论,说明了朱熹对于"时习"一词的解释,实则是于汉魏古注传统有所继承、吸收并转化;而非无端肇始或纯粹依据自己时代之用语习惯来解释典籍。从而取消了汉魏古注与宋儒注解二者在"时习"一词解释上之差异所产生的争论。其次,本文更予强调、并论述汉魏古注与宋儒注解真正之问题所在,实则是在于注解方式本身之问题;并对汉儒"考据"注经及宋儒"义理"注经之问题分做探讨,从而指出了"文本考据"在客观恢复文本原意工作上的重要性。最后,通过了对文本字词意涵的确定工作,本文重新对章句之本意做出说明与厘清;并且展示了这样的解读,对于未来《论语》、乃至儒学思想研究上所可能重新开展出来的议题向度。

西贡埠广肇帮圣母庙初探

15~17世纪是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无论东来西进都对历史造成极大的影响;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也正是会馆文化出现的时期。这种原本为“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台北:学生书局,1966,第11页),基本上反映出当时人口流动与移民社会整合的面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内外情势的改变,会馆制度也因此传播到海外。

董仲舒《春秋繁露》承继孟学与荀学之研究

通过董仲舒《春秋繁露》援引《五经》与《论语》及其蕴义,可以证明董仲舒是"宗师仲尼"的醇儒。又通过《春秋繁露》援引《孟子》与《荀子》文本及其蕴义之探讨,可初步看到董仲舒受孟学影响实远大于荀学。本研究即是要再次通过《春秋繁露》文本,证明董仲舒承继孟、荀的理论发展,恐怕不是因为刘向《荀卿书录》"著书美荀卿"一语使人们以为荀学影响董仲舒哲学的一般认知。又孟子与荀子皆对"外王"之思有所阐述,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外王"事业,是否是延续孟、荀传统而予以发挥?抑或是如"通《五经》"之后豁然贯通的创见?董仲舒的"外王"之思当能给予现代儒学不同的启示,即新时代儒学势必需要重新认识人的事实(如人欲、人心、人性),以"新外王’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放失于人欲之现象的巨大挑战,董仲的思维当可作为一个良好的参照。

論秦與漢初時刑罪中的“完”與“刑盡”

前言秦漢時期刑罰輕重之劃分,有以其性質作爲標準者,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的＂司＂記載云：公士以下居贖刑罪、死罪者,居於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枸櫝欙杕。（1）可知秦律有＂刑罪＂與＂死罪＂之刑等。《法律答問》又記：其耐罪以上,購如捕它罪人;貲罪,不購。（2）知秦律另有＂耐罪＂與＂貲罪＂之分,故秦時刑罰由輕到重至少有貲罪、耐罪、刑罪與死罪四種刑等。在這四種刑等之内,各自又以不同的方式來細分輕重,

明清以来湖州社会史研究总回顾——兼述海外学者相关论点

一前言据近人分析,湖州经济发展受惠于周遭环境,北边的苏州、松江,东邻的嘉兴,南方的杭州,西边的广德、太平,都是经济发达区,彼此可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宋室南迁以后,北方文化对湖州经济发展更起到了推动作用。清末以前,在草市、庙市和世族聚居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湖州府市镇,促进了湖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营方式的演进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对乡村商品经济具有强大向心力,也有助于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矛盾,培育并促进近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和阶层。

君臣之际 遭遇斯难——从笔记小说探讨太宗与魏征

贞观之治,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荣景。太宗与魏征,在史上可称是君臣相得的典范,后人保留的太宗和魏征形象,是否是史家粉饰的结果?君臣之际遭遇斯难,文章试图从唐人相关的笔记小说记载,探讨太宗如何鼓励进谏并虚心纳谏的行动;也相对观察魏征如何扮演'诤臣'的角色;继而,观察君王标榜'用贤纳谏'是否真能始终如一。从笔记小说所反映的社会视角,以及所呈现的细节和观点,期对太宗和魏征的君臣相待,有更具体而微的知见,也对其间的人性表现有更多的理解。

清代台湾港口碑志中的陋规示禁碑初探

有关台湾的确切的文献记载始自明代。尽管台湾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居民,然而在明代之前的台湾人并没有使用文字的习惯,一直等到汉人大量进入台湾之后,有关台湾的文字记载才大量出现。因而,有关台湾的史书少而史料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史料,就是汉人的碑志。

良知与道德心

当代新儒家认定儒学传统当以孔孟陆王的心性论为宗,最具论理者以牟宗三为代表。故本文论述王阳明的'良知'说与牟宗三的'道德心',并尝试比较二者的异同。从王阳明对'良知'的理解,比较强调由功夫而本体的路径,通过克治省察、事上磨炼以回复良知,因此特别强调'知是知非'义;无涉及外在的客观知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明显结合了《孟子》'良知'与《大学》'致知',融会后重新做出的诠释。牟宗三以辩证法方式标举出'形而上的绝对真实',也就是'道德心',以之解释'良知',称此为'道德的形上学'。绝对真实的'道德心'通过'良知自我坎陷''逆觉体证'得以融摄道德主体与外在知识于一体,故能开出知识。牟宗三'道德心'的立论,融会了康德'道德底形上学'、黑格尔辩证法以及传统儒家心性论一脉,融会后重新做出创发。由之对比二者异同。二者揭示了主体性意义颇具'现代性'的特色,但此价值理性又与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有别。但王阳明活泼泼的'良知'并不等同于牟宗三所诠释的'道德心',因为'良知'与具体客观知识无涉,'道德心'则能开出外在知识。

琴书在正史艺文志中的发展——以《汉书·艺文志》为中心

一序言中国的目录学是一门极为成熟的学科。自先秦孔子删定《诗》、《书》并作序始〔1〕,目录在中国的学术功能,就已不仅仅是为了'驭繁为简',或'编列序次'、'以博人览'的文献整理工作〔2〕,也非仅'仰屋著书,按目分类'〔3〕的单一目的而已。不论其著作的体例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或为有小序而无解题;或为小序解题俱无,但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终极的目的〔4〕。因此,目录成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5〕。由于目录学者常以解题、分类、部次条别的方式。

由儒入巫?——台湾书院的历史变化

序言书院始于唐,大盛于清,其部分原因在于清代欲以政府的力量引导地方教育的发展。虽然在建国之初因为明末战乱,书院大抵遭遇兵燹,顺治皇帝有鉴于明代士大夫借书院讲学互相结党攻讦的弊端,为了有效巩固中央政权,顺治九年(1652),一方面,颁行卧碑,约束官学与学院的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1,基本上约制了书院的设立;另一方面,积极于每乡设置社学,在贫穷或边远地区设置义学,以国家的力量推行教化。

祠祀与庙祭——台湾的祖先祭祀与越南的“立后”

祖先祭祀在宗法制度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行为;祠堂的设立在中国象征着家族的凝聚力,基本上呈现了宗法制度'收族'的目的。在中国,宗法制度下的祠堂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展现出不一样的样貌与功能,在不同的地区也有着不一样的呈显。换句话说,宗法制度或祠堂的功能也不是一成不变。历史的研究就在于找寻出演变的轨迹,并由此探寻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或理解一些可能的变化形式,从而为人类轨迹的发展提供建议。

《隋代墓志铭汇考》序二——隋代的墓志铭与其历史的定位

《隋代墓志铭汇考》是西安碑林博物馆所执行的研究计划,2001年开始由国家文物局立项资助,列入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2002年开始进行编纂,2003年'隋代墓志铭汇考计划'主持人王其祎研究员和周晓薇教授邀请毛汉光教授与本人参与墓志的编纂计划,预计将当时所搜集500余种隋代墓志标点并集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