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立法背景、思路与逻辑

为解决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新问题,细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既有规定,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成熟经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应运而生。在立法理念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与儿童保护的国际条约相衔接,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指引下,突出社会共治,强调发展与保护并重,注重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协调。在逻辑结构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通过打造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平台责任共同体,汇聚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与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合力,在明确头部平台特殊责任、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保护、提倡全民共治理念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未成年人保护的迭代升级:新《未保法》亮点阐释——基于总则内容的展开

我国新修订的《未保法》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回应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实践中遭遇的困境,通过科学立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体系,增加了诸多创新性的新内容。尤其在总则中首次明确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和国家保障原则,前者对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指明了方向和具体要求。后者则强化了国家在保护未成年人中的职责和职能,提升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和高度;强制报告制度也是总则中的亮点,通过这一制度将隐藏的侵害揭露出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专家建议稿

颁行于1999年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存在以下三大问题:一是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分级上,存在科学性的硬伤,主要体现在将触犯《刑法》的“触法行为”与仅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一起归为“严重不良行为”,忽视了两种行为的本质区别。二是在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预防措施上,存在着设计的硬伤。该法既没有合理梳理监护人管教、学校教育、社区干预与行政干预、司法干预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合理衔接治安管理处罚、专门教育、收容教养、刑罚等现有处罚措施之间的关系,更缺乏“提前干预,以教代罚”性质的保护处分措施体系设计,造成对罪错未成年人“一放了之”和“一罚了之”的双重困境,其根源是未能接受和体现现代少年司法的基本理念。

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的实践及思考——以广州市未成年人网络生态治理基地实践为例

当代少年儿童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网络成为孩子们学习成长的新空间。网络科技的发展,在带给未成年人学习、娱乐、交往、表达等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沉迷、网络欺凌等风险。全面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构建网络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和工作体系,是网络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课题。

数字治理视域下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现状与建议

本文基于数字治理视角,运用文本分析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指标体系,以81家互联网平台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条款的文本内容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信息提示维度,游戏平台得分最高,直播平台亟待加强;在技术保护维度,四类平台得分均过半,总体表现较好;在防沉迷(综合)管理维度,音视频平台得分最高,其他平台还需提升;在应急、投诉和举报机制上,游戏平台得分最高,直播平台得分最低;在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上,四类平台表现良好;在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上,游戏平台得分过半,音视频平台得分最低。基于此,本文提出要完善防沉迷功能,优化平台应急机制,加强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的政策建议。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

少年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此次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遵循了科学的修改思路,切实回应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合理吸收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实质精神,较好地协调了与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适度增强了法律的刚性和可操作性。作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原则,构建了完整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完善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措施,健全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完善、充实了未成年人保障工作体系。

论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的适用关系——基于需罚性与刑法补充性的本土模式构建

2020年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在适用上产生了广泛重叠,这些问题有待厘清。将需罚性理论与刑法补充性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刑罚必要性的判断与前置法的作用效果息息相关。保护处分作为前置法规定的处遇制度应当得到优先适用,以最大化地消解罪错未成年人的刑罚必要性,保持刑事司法的最小程度介入。应当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探索保护处分优先适用的本土模式:首先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拓展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继而强化罪错未成年人的转处机制,再逐步提高保护处分的教育矫治功能,最终确立保护处分的优先适用地位,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若干疑难问题研讨会综述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做了第二次重大修改。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中,增设了刑事特别程序,这被学界认为是此次诉讼法修改中最具特色与前瞻性的制度构建。其中,在特别程序第五篇中，专门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篇章。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内容规定和基本精神，明确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工作变化，是职能部门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在上海市法学会的指导下，

北京市海淀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量刑情况实证分析

一、司法现状与问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自2013年1月单独建制运行以来,便将量刑规范化工作运用在审判实践中。每一名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分析过程都统一以表格形式呈现出来。该分析表格细化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各种量刑情节、量刑步骤、量刑计算过程,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法官的量刑分析过程。截至2014年10月15日,共收集到有效量刑分析表格93份。现将与量刑有关的情况进行分析。

善用四大法治体系强化未成年人保护

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于去年6月1日正式实施,国务院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到更加全面统筹、系统施策、协同发力的新阶段。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法治思维、法治手段。为此,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善用四大法治体系,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化走向更高水平。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规范路径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容易陷入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心帮助。这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监护提出了特殊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仍然存在着一些父母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委托照护“准入难”、督促监督与家庭教育指导“落地难”等问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在流行病学特征、抗病毒治疗、对抗外部歧视等方面具有特殊困境。完善其监护教育、监护保护可为患其他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参照。针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建议在家庭监护、社会监护、国家监护等各个层面全面贯彻实质监护理念,有针对性地修正、变更、撤销监护权的具体事由,建构专门化、系统化、差别化的档案制度和监护评估体系,立足社区治理补充监护教育、监护保护的短板,在立法上适当拓展委托照护人的范围。

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职能的探索

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神圣使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实施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职能与作用,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使全社会形成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劲合力,这是我们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所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基本职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范围广、涉及面宽.司法、行政、群团、学校等众多部门都负有责任和义务.因此,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目前,我国上海、福建、北京、天津。

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社会工作实践

近年来,流浪未成年人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呈日益增多的趋势,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全国大部分省市改变了将流浪儿童与成年流浪乞讨人员统一管理的模式,

“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会议综述

为顺应司法改革的要求，助力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2015年5月9日，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师范大学少年司法与法治教育研究中心、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上海顺利召开。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所长黄太云，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工青妇室主任秦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张相军，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辐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永年等领导，

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体系本土化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开始探索借助心理测评手段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动因及性格特征,为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提供依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心理测评手段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实践中,司法实务部门一直沿用的国外的测评量表与技术,难以满足当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实际需要,需要基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实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和改良。在此背景下,我们从实质、形式、功能三个层面对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试体系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并基于对上海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心理测评工作的实证分析,提出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体系本土化的构建思路、具体运用及保障机制等构想。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问题研究

《刑法》第17条第3款在严格限定条件的情况下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了下调,为处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案件提供了新途径。在实体上,情节恶劣需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综合考量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过程、后果、犯罪中的作用、对象、案发原因、场所、时间、犯罪后表现等情况,以及其犯罪行为是否冲击社会基本价值观,挑战社会人伦底线等因素,予以判断。在程序要件上,第17条第3款中的核准追诉指的是核准启动刑事追诉程序,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继续追诉时效不同。“核准追诉”的实质,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该案的走向是作为刑事案件还是保护处分案件,其法律性质为先议制度。在具体程序上,核准追诉应当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之前,证据收集方式应当根据案发后是否发现行为人而有所区分,对于行为人是低龄未成年人的,可以采取相应的调查和任意侦查措施,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强制性管束措施。

社会支持、压迫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

建立在社会支持理论和压迫理论基础上的差别社会支持和压迫理论,从持续性社会支持、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和无常性压迫四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的社会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并主张好的刑事司法和犯罪矫正政策应当是在降低压迫的同时提高社会支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尚处在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笼罩之下,社会支持的不足导致法律规定的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合适成年人等制度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良好的贯彻实施。欲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机制,以促使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有效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应注意识别社会支持与压迫的界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与无常性压迫,理顺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持续性压迫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关系,警惕无常性社会支持和无常性压迫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危害性。

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的构建——以上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为视角

少年司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刑事诉讼法》专章确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并规定了一系列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但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都处于探索阶段。从少年司法的原则和理念、国内外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分析,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是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