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改后国内主要矛盾的若干思考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土改后即已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似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现在看来，有必要进行新的思考。 一 思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及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出现时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回顾、探索这项政策的制定和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开创革命根据地，私营工商业的政策问题被捉上了议事日程。根据地的私营工商业包括小商小贩、小手工业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部分。

赣州会议对解放广东的历史作用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向广东进军前夕，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主要领导与第2野战军第4兵团、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负责人，在江西赣州先后召开广东战役作战会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统称赣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赖传珠、郭天民、洪学镨、刘志坚、曾生、雷经天、肖向荣、李嘉人等。

五四时期“文化回归现象”的历史反思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最为活跃和激荡的时期。人才辈出，主义林立，各种社会思潮竞争竞鸣，相摄相斥，整体文化领域在大论战、大汇合、大变革的激流中出现了新的格局。耐人寻味的是，当不少才智卓睿，思想敏捷的青年学子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猛烈攻击旧文化、旧道德，对传统文化痛下针砭，直指传统的黑暗面时，一大批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和在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留下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在经历了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磨难之后，“废然思返”，自觉或不自觉地由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一味崇拜。

从爱国到革命——广东“五四”青年的群体流向

“五四”运动中，广东青年的活跃人物，有周其鉴、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善铭，以及在北京的谭平山，在日本东京的彭湃，等等。这批人后来都成为革命的中坚。一代青年的群体流向，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传统和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环节，相互衔接又相互矛盾。今天，当我们肩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我们将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什么关系？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为了学习、理解江泽民同志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讲话精神,交流学习成果和研究成果,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于4月12日召开了"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校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从不同层面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较为深刻的见解。现将这些观点概述如下: 一、讲政治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理智反思与会者认为。

全国党校系统“邓小平建党思想研讨会”综述

8月21日至25日,全国党校系统"邓小平建党思想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党校的60多名代表探讨交流了邓小平建党思想研究方面的积极成果及学习体会。现将研讨会情况综述如下: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职业困惑

当冷战结束,人类即将步入21世纪之际,知识经济的大潮已奔涌而来,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价值愈益明显和突出。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天平,已更多地向人才、知识分子竞争方面倾斜。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是顺应世界潮流、令人额手称庆之举。而要真正实施这一战略,就必须充分估计到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了解他们在社会转型期普遍心态及其产生的各种原因,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切实地而不是空洞地进一步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最大限度地激发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积极性。

道德:正己利人促共荣之法则

美国珍妮特·吕尔斯所著的《简单生活指南》,讲了这样一个禅宗故事。它对我们索解人类道德本质,很有启迪作用。我曾听一个人去参观地狱和天堂的传说。在这两个地方,他都看许多人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摆着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他们的右手都绑着一双一米多长的筷子,左手都被绑在椅子上。在地狱里的那些人,不管他们怎么伸长胳膊,筷子还是长得无法使他们把食物送进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