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记忆:鹅湖之会的地方性叙事

自鹅湖之会发生以来,鹅湖山中的四贤祠、鹅湖书院以及鹅湖寺这三个即相互区别又相互叠合的空间成为儒学士人对鹅湖之会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与陆九龄这"四贤"特别是朱陆等历史人物等表达崇敬、景仰和怀念行为的场所,经由情感的调动与思考的引发、此一空间承担起了唤起并塑造鹅湖之会记忆的功能,创造了"四贤"或"鹅湖之会"的永恒价值。但由于空间与记忆的主体性特点,因此,此一空间场所对于置身其中其他主体而言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朱熹中期内圣道学学术旨归论

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期阶段的起点可以定在乾道五年(1169),而绍熙元年(1190)则成为晚年阶段的起始点。这一阶段,朱熹通过寒泉精舍讲学、寒泉之会、鹅湖之辩、义利之辩以及对"四书"的整理与发挥等学术活动,承续早期"为己之学",以明人伦而格物致知核心,不断完善了其思想体系,强化了内圣道学学术旨归。

曾国藩君子人格养成思想述论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千古完人”。他毕生都在追求完美的圣贤君子人格,从慎独、读书明理、进德修业、立志有恒四个方面进行了建构,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君子人格养成思想,丰富发展了宋明理学工夫论思想体系。

汤斌与清初理学治国实践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经历了由乱达治的历史过程。在康熙时期，涌现出了一批理学名臣，汤斌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清初名儒，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并直接影响了康熙帝的决策；作为朝廷重臣，选拔人才，整顿社会风气，是康熙“以理治国”政治实践的力行者，对清初政局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朱熹《家礼》的理论创新实践

宋代以后儒家士大夫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想,力图把原来属于士大夫以上阶层专有的'礼'进一步社会化、大众化,使之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从历史的大势来看,宋代在一定程度上是'礼不下庶人'与'礼下庶人'阶段的时间分水岭。宋代理学家在祠堂平台和祭祀礼仪软件建设上已经形成一整套适应一般士庶阶层需要的礼仪制度,使宋代的家庙制度延伸到下层民间,成为全社会共同奉行的祭祀行为模式,强化了民间祭祀祖先的道德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论文学消费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明中期商人传记消费为例

明中期文集中之所以出现大量的商人传记，与文学消费密切相关。文集中的传记传承了史传的贵信原则，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变成消费品的，然而到明代成了消费品。历代以来，文人一般都对商人持轻视态度，更难以接受为商人作传。

栗谷对朱熹理气论的传承与创新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在朱子哲学中,理气关系问题是其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栗谷吸收并发扬了朱熹的理气论,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在理气关系问题上,栗谷主张'理气妙合',认为理气不离不杂而妙合其中,这是对朱熹理气思想的创新之处;在理气动静问题上,栗谷主张'气发理乘',认为'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这是对朱熹理气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论“何谓朱子学”?——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

'朱子学'宏大的体系规模与博厚的思想意蕴决定了要对其下一个精当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近现代以来的学术界通过从内涵性定义、价值性定义、学科性定义等不同的研究进路对此一问题做过探讨。对于'何谓朱子学'这一问题,一种可能的捷径即从'朱子学'的时空背景入手以及学说义理自身的逻辑开展来加以阐发。'朱子学'概念的历史演化'朱子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与意义边界因时空的不同以及学术思想的开展而呈现出不断演变的特征。

南宋饒州朱子門人舉例

朱子門人研究方興未艾,以陳榮捷《朱子門人》所得爲大。而以朱子門人名字、輩分、里籍、當否門人、從學時間地點以及門人學識等,尚存有梳理流源、勘誤矯正之處。所舉南宋饒州朱子門人事例,雖詳略不一,然遍尋史籍,實意以補今人於朱子門人研究之闕。

地权与税制:抗日根据地农业税的结构性分析

土地制度尤其是地权分配体系是形塑农业税收制度演进及其内部构造的基本要素。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从地权保护出发,不仅通过征税实现地权的保护,同时通过对课税对象的选择、纳税主体的确立以及计税标准的设计,有效地将地权持有、地权收益、地权交易等环节纳入征税范围,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均衡的地权型税收体系,基本实现了不同层次之地权享有者的合理公平负担,是中国农业税制史上的一大革命。

宋明理学师道观论说

宋明理学改变了帝王道统的传统观念,形成儒师圣贤传道观,反映了道统传承主体由帝王之道向圣人之道转变。通过明辨学统,树立了师道,接续了道统谱系。宋以后,师道、学统与道统传承谱系有着相当的程度重合。宋明理学认为师道使命不仅仅只是韩愈所言之传道、授业与解惑,更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在长期的学术发展中,宋明理学搭建了不同的树立师道传承道统平台:一是以四书学、学术史及记文为代表的著述著作,二是以学校、书院以及讲会等为主体的教育平台,三是以孔庙、学校、书院以及祠堂为中心的祭祀平台。

异姓能否为后——南宋士大夫的解释路径

在传统中国,无后家庭无视传统祭祀原则与国家礼法规定,立异姓为后以存续祖先祭祀的情形一直存在。对于异姓能否为后,南宋士大夫提出了几种解释路径。朱熹从其思想体系的圆融性出发赞同异姓为后,其门人陈淳从一系列历史典故出发坚决反对异姓为后,南宋具有理学倾向的名公判官则从司法实践出发,对异姓能否为后给出了更灵活的处理方式。虽然以姓氏为分类标志的'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原则构成了反对异姓为后的传统标准,但南宋士大夫对异姓能否为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祖先祭祀所依据的社会分类体系的理解。在此过程中,论者要么创制新的祭祀活动及原则以适应新的社会分类体系,要么对分类体系作出调整以维持原有祭祀活动及原则。梳理这些不同解释路径对于厘清南宋理学阵营的内部构造以及传统社会礼法与民情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心灵秩序与治道价值:孔子“兴灭继绝”思想新诠

林连玉是现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魂',他为反对种族教育政策、捍卫华文的母语教育权利而坚持抗争。数百封林连玉家书(侨批)堪称是一部林连玉与自我灵魂对话的精神史记。在他的记忆书写中,传统士绅阶层出身的祖父林以仁、父亲林奉若,虽有相近的文化责任感,却有着迥然的信仰选择,从而留下了各自的历史印记。林连玉对于'士的精神'的坚守,深受其家族谱系的人格教育和文化涵化的影响,但对于祖父辈之'术数'传统的不妥协的批判,亦使得他晚年'和光同尘'式的退隐,依旧不离于'士志于道'的人格魅力。晚年林连玉之于异族世俗权力的'隐',仍然是一种儒家式的'独隐',而非佛、道教式的'归隐'或'逃隐'。在近现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林氏三代之'士'的家族传承记忆也是透视近现代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第二届鹅湖会讲:朱陆之辩与理学重构会议综述

八百多年前,在今江西上饶铅山县鹅湖书院发生的被誉为“千古一辩”的“鹅湖之会”,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巅峰对决,堪称中国思想史上一大盛事。鹅湖之会所呈现出来的朱陆学术异同之争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宋以后中国学术格局。朱熹、陆九渊在交流中坚持海纳百川。

鹅湖之会与朱陆分歧

一、鹅湖之会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五日,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哲学讨论会,这就是中国哲学文化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会议由吕祖谦主持。参加会议辩论的主要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还有朱、陆、吕的门人以及有关学者约二十余人。会议主要是围绕认识理的方法而进行论争。朱熹主张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简约。

朱熹与陆九渊义利观之比较

自古以来,对义利的探究从未停止,相关讨论通透彻底,且有许多宝贵的认知可供参鉴,但时至今日义利问题仍未辨明。在经济迅猛发展、价值多元化的当下,人们的内心一直充斥着坚守义与谋求利的矛盾与困惑,要避免并摆脱这一境遇,并在道德责任与利益之间获得平衡,必须拥有对义利的正确认知。比较朱、陆义利观可从中汲取养分获取有益的启示,还可探究两者的共相与殊相,加深对两者思想及其异同的认知,从而对深刻理解南宋理学学派关系有所裨益。

名山永志潇湘魂——《湖湘学案》书评

诗曰:潇湘风云起,岳麓文脉继。文章经世用,国殇大木立。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湖湘文化从上古发端,远迹屈原,中经贾谊、柳宗元形成湖湘文化的源头,到周敦颐融合儒道创立《太极图说》、胡宏开创湖湘学派、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魏源'技可进乎道','师夷长技以制夷',谭嗣同锻造维新变法的思想利器《仁学》,直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流风所被,化及千年',终于积千年之功,卓然独立于世,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和历史感召力激发了一代代志士仁人的研究兴趣和践履愿望。

朱熹南康军江州门人考例

此前,朱子门人考辨一直是学界热点,陈荣捷《朱子门人》、高令印与高秀华《朱子学通论》、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杨永龙《〈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陈国代《朱子学关涉人物裒辑》、许家星《〈朱子门人〉补证》、邓庆平《朱子门人群体特征概述》、石立善《朱子门人丛考》以及田中兼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佐藤仁的《朱子语类词句索引》《朱子语类人名地名书名索引》等等对朱熹门人弟子姓名字号、里居籍贯及学术历程等有过考察。

王阳明静坐工夫论

王阳明于十二岁立志做圣人,此后就在圣贤之路上进行了呕心沥血的探索,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追求圣人境界的一生。追求圣人境界离不开特定的修习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工夫。在王阳明的圣人之路上,静坐作为一种工夫一度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他教人的首要法门,'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1)。但静坐工夫也存在一些流弊,这使得王阳明最终用致良知取代了静坐。一。

论阳明后学谱系的建构——基于三部理学史著的比较研究

理学史著是认识宋明理学存续发展演进的基本依据之一,但由于理学史著撰写者所秉持的理学史观的差异,不同作者笔下的理学发展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在这方面,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以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为我们描绘了明代后阳明学时期的丰富的理学图景,通过对这三者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理学史著对于历史事实叙述的作用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