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的政治经济学:复杂性问题

在对许多领域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分析中经常会遇到有关管制和控制的复杂性的评论,通常是一些批评。改革的要求的确也通常以简化程序为核心,政策的复杂性经常遭到批评。举例来说,经济学家一直主张进口政策要具有“透明性”,就是说,相对于那些令人费解的复杂的配额和以标准或其他形式实施的隐蔽的保护措施来讲,简单易懂的海关措施和关税更合适。本文就是要论证,控制的复杂性的增强可能是多数的管制努力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最初的政策制定中就应当考虑到这种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日本经济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起源

可能还有某些读者记得80年代金克木先生一篇文章《日本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之后介绍日本国民性格的一本小书《菊花与刀》行销一时。但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原因何在?青年经济学家高柏在新著《日本经济的悖论》中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过度金融化影响企业持续性创新的理论机制研究

持续性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从过度金融化的视角,分析企业过度金融化对上市公司持续性创新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两期的企业金融性和非金融性投资决策理论模型,本文发现上市公司配置一定比例的金融性资产是合理的,但是过度地配置金融资产会对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的非金融性投资产生负向影响。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过度金融化对于企业持续性创新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并且这种影响与企业所具有的异质性存在关联。进一步的拓展性研究表明,过度金融化不能通过当期信贷可得性对上市公司的持续性创新产生影响,但其却能通过潜在信贷可得性对企业持续性创新产生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总体而言,本文的发现对于企业辩证地看待金融性投资,准确把握好金融性投资与非金融性投资的均衡配置关系,构建促进持续性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有重要的意义。

徐熠教授访谈录

本文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蒋学模讲座主讲人之一徐熠教授的专访稿,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陈乔伊博士采访整理。采访内容涉及公司行为、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动态,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国际化以及开展研究的选题经验等。

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基于生命周期、财富和住房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了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变化的规律,并从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以及住房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的生命周期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是对不同资产不一致。从风险性角度讲,居民家庭的投资结构是一个"钟型"结构,但是就极度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期货来说,年轻人更乐于冒险。住房投资显著地挤出了投资者在流动性资产上的投资;财富对于投资者投资结构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除期货外,基本上财富增加,各类风险资产的参与率也会有增加,但对现金和存款等低风险资产有一个倒U型的结构。另外,家庭投资行为的主要依据是当前的财富,家庭极少对未来的预期收入进行套期保值。

产业政策导致了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近年来,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去产能已经是政府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国家产业政策角度出发,区分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政策,剖析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考察各类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作用效果。本文首次将发改委四次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量化为分行业政策指数,并使用可变成本函数法估算中国33个工业行业1999至2014年的产能利用率,进而实证分析"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鼓励类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而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政策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具有所有制异质性,鼓励类产业政策会提高国有经济占比较高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即产业政策具有"国进民退"的效应,没有将金融、土地、人力等稀缺资源配置到民营部门,而是配置在国有部门。针对这一状况,本文进一步从行业内部竞争、地区间竞争与产业政策制定及实施等角度,提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人口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超生罚款数额来测度县级人口控制的强度，并以此估算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现有的罚款政策平均降低每位农村妇女0．33的累计生育率；罚敖对低收入家庭影响较大；另外，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有显著的刺激生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