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协同视角下耕地撂荒治理问题研究

现阶段大规模的耕地撂荒成为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不安因素。国家耕地撂荒治理工作的目标要求是统筹利用撂荒耕地,激发多元主体力量参与耕地撂荒治理,实现耕地撂荒治理的可持续性。目前耕地撂荒治理中存在三个问题:撂荒耕地统筹利用状况不理想,多元主体力量未得到有效激发,耕地撂荒治理缺乏可持续性等。基于政策协同视角,从纵向、横向、时空三个维度剖析当前耕地撂荒治理问题的成因并提出对策:完善政策举措,使撂荒治理政策更好贯彻撂荒耕地利用目标;加强主体协同,发挥撂荒治理多元主体作用;优化治理方案,增强撂荒治理方案的施策成效,提升方案的可持续性。

“消亡户”的认定及其承包地规范化处置研究

集体经济组织以农户为单位开展土地发包工作,农户的持续存在是其享有土地承包权、分得承包地的前提,而农户消亡意味着其承包资格的丧失,并可能导致承包地被收回的法律后果。然而,在现实中,“消亡户”的认定缺乏法律政策依据,依据村规民约、传统习俗等方式认定“消亡户”的传统操作方式,使得“消亡户”的认定及其承包地的处置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因此,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消亡户”的认定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准则,以第二轮土地发包时的原始人口及其衍生人口全部死亡为认定标准。同时,在有子女和配偶等直系亲属尚未死亡的状态下,应慎重认定“纯女户”、分户后的原生农户、五保户、进城农户等特殊类型农户为“消亡户”。最后,应区分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形,加强对“消亡户”承包地的规范化处置与管理,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数字经济与大旅游协同治理研究

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城市群协同、区域一体化以及产业协同治理等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经济与大旅游的高质量协同治理对城市转型升级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多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旅游信息化和智慧旅游等角度。研究数字经济与大旅游协同治理的概念框架,对产业协同、数字经济与大旅游协同治理等内容进行了文献回顾,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三角副中心城市杭州为案例,论证分析数字经济与大旅游协同治理概念框架的借鉴意义,并从城市战略、产业体系、数字文旅三个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居住社区选择、主观认知和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如何使流动人口从生存认知转移到身份认同,成为国家和社会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推动流动人口建立城市身份认同的进程中,其居住问题不容忽视。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在运用PSM和工具变量法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分析了居住社区选择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在正规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居住在城中村社区的流动人口为参照组,发现居住在商品房社区、经济适用房社区和单位房社区的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显著高于城中村社区的流动人口,而老城区旧房社区和城中村社区的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居住社区选择并非完全直接作用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而是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地位认知和受尊重感知,进而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应鼓励流动人口居住在正规社区,加快非正规社区的改造;多方位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地位认知和受尊重感知;同时还应保障流动人口的合理购房。

数字经济与城市空间网络发展及治理挑战

数字经济以其强渗透性和泛在化特点,不断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和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通过对学界、政府、媒体、行业关于数字经济研究和发展的回顾,揭示了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滞后于应用实践的现状;结合其与信息技术的关系,提出微观技术、中观产业以及宏观经济活动三个层面的理解及四个方面的认识。对数字经济是否减少“面对面”以及导致“距离的死亡”两个话题进一步探讨,按照数字经济可达性网络与城市空间、数字经济产业与城市空间、数字经济与城市网络的脉络对数字经济与城市空间的网络发展进行研究,并分析了治理安全与网络公平两个挑战。研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数字经济一定会导致“面对面”减少和“距离的死亡”;可达性网络、数字经济产业及城市网络等内容成为数字经济与城市空间发展和研究的新内容;数字经济时代治理安全和网络公平的挑战不容忽视。本文还展望了网络空间地理学发展以及城市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融合及数字经济科技伦理治理等问题。

数字乡村战略推广的内在逻辑——来自中国县域的经验证据

【目的】揭示数字乡村战略推广的内在逻辑,推动新时代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为数字乡村战略推广提供经验借鉴。【方法】构建数字乡村战略推广的内在逻辑模型,利用2020年957个县域截面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系统化分析数字乡村战略推广的影响因素。【结果】(1)数字乡村战略的顺利推广是内部决定模型、外部决定模型及官员行动模型共同协作的结果。(2)数字乡村战略推广受内部决定模型中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农民收入、初高中学生数,外部决定模型中邻近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均值、全国先进县域学习机会及官员行动模型中的官员任期、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战略推广存在显著的东、中、西部区域差异:内部决定模型中,东部地区农村收入,中、西部地区初高中学生数,西部地区GDP对数字乡村战略推广深度具有显著影响;外部决定模型中,东、中、西部邻近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均值、全国先进县域学习机会对数字乡村战略推广均具有显著影响;官员行动模型中,东部地区官员年龄、官员任期,中部地区官员上期工作来源地区,西部地区官员文化程度对数字乡村战略推广深度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应投资农村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县域之间合作交流,优化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及制定区域差异化数字乡村推广政策,促进数字乡村战略发展。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续期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当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时,由于“自动续期”的执行规则存在模糊性,致使住宅拥有者可能会因续期费用过高、地上建筑物的剩余使用寿命不长、续期后房产内在权利受限等诸多原因而选择放弃续期。因此,摸清影响续期意愿的多维因素就尤为重要。基于外业调研问卷,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对受访者的续期意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可续期年限以及“自动续期”后,房产的装修权、修葺权、重建权、继承权得到保障的程度,与续期意愿呈正相关;需要缴纳的续期缴费数额以及“自动续期”后,出售权得到保障的程度与续期意愿呈负相关;文化程度越高、处于工作状态、家乡所在地为城镇、家庭在农村没有住房,续期意愿越高;已婚的受访者续期意愿越低。据此,未来应完善和细化“自动续期”制度,科学确定续期年限和续期费用缴纳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自动续期”后住宅拥有者对房产享有的各项权利;妥善处理在住宅拥有者放弃续期权时的后续遗留问题。

模型生命表与中国死亡模式差异分析

研究基于中国1982—2020年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分析了Coale-Demeny、United Nations和中国区域三套模型生命表死亡模式和中国死亡模式的差异。结果表明:模型生命表死亡模式与中国死亡模式的差异受模型生命表的选择、性别和死亡水平的影响,但同一套模型生命表中各类模式与实际模式的偏差存在相似性。Coale-Demeny东区和西区模式、United Nations一般模式较为符合高死亡水平下的中国男性死亡模式;Coale-Demeny西区模式符合低死亡水平下的中国女性死亡模式;中国区域西南和华中-华东模式最为适合体现所有死亡水平下男女死亡模式。Coale-Demeny和United Nations模型生命表死亡率的降低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差异较为接近,但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各类的下降模式与实际模式的差异存在明显区别。

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财富资本与声望资本的视角

研究目的:依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与可持续生计理论,探讨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整体性关系与多维度关系,以丰富既有的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为农户社会分层背景下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政策启示。研究方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内部的社会阶层不断动态调整,社会分层现象愈发凸显。(2)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3)农户财富资本而非声望资本正向影响土地流转行为,且财富资本的影响远高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研究结论:农户社会阶层尤其是财富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这对于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居住环境对老年人跌倒风险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5年数据

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应用Logit模型和边际效应,分析居住环境对老人跌倒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当老年人的住房有问题时,其跌倒风险、跌倒就医风险、在家跌倒的风险均显著上升,其中地面过滑、门槛绊脚/地面不平和没有扶手等三种情况最为显著;在有室内厕所的情况下,即使厕所存在问题,跌倒风险也会降低;房屋年代久,房屋类型为平房,社区道路照明良好均会降低老年人跌倒风险。建议通过对老年人居住的室内环境、建筑和社区进行适老化改造,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

以人口有序流动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与人口有序流动”论坛综述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流动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城市融入问题，不仅关乎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之成败，也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由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学年会“新型城镇化与人口有序流动”论坛于2016年11月6日在杭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城市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5位学者发表演讲，近30位学者出席论坛并参与讨论。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背景下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围绕“新型城镇化与人口有序流动”主题展开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地级市的证据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探究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要推动绿色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要素配置扭曲缓解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经济是资源型城市打破“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但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会导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存在“数字鸿沟”。从时间效应来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等数字经济细分维度的发展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持久动力。最后,基于DID模型评估政策效应表明,数字化经济政策也有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