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的二重性

新闻传播的二重性黄旦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在我们的新闻学论著中早有定论。问题是，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我们一贯主张并坚持劳动生产是新闻传播产生的根本原因。劳动结成了关系，有关系就需要信息，于是出现了新闻传播。正是在这一基点上，劳动－－关系－－新...

试述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关系

试述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关系何扬鸣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１日，在财政部长王云五的主持下，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币制改革”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发行２０亿金圆券为本位币，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限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０日以前，以法币３００万元，东北流通券３０...

关于新闻商品性的几个认识问题

报纸和新闻具有商品属性,这在国外新闻界是一种基本常识,可是在我国却长期被视为理论禁区。如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新闻改革的逐步深入,这种商品属性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人们对它也有了较多的共识。

策划性新闻纵横谈

(一)这几年来,策划性新闻很受我国某些新闻媒介的钟爱,但也引起了新闻界的种种争议。所谓策划性新闻,指的是新闻媒介人为策划而成的新闻,是新闻媒介为了报道的目的,主动谋划设计、促成事件发生发展并予以报道的新闻。例如上海某报1994年春节期间策划并组织了为时四天的"好心人,请您抱一抱孤儿"的活动,一时间全市许多家庭纷纷到孤儿院抱领孤儿回家共度春节,报纸对此作了详尽的报道。又如南方一家晚报 1993年组织过一次政府职能部门到报社挂牌值班的活动,先后请本市电信、电力、供水等十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在报社接待群众、释疑解难,报社对此作了长达几个月的连续报道。这些报道都引起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关于这些策划性新闻,笔者认为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媒介策划的不仅是报道工作,而且是新闻事件。现在人们爱用"新闻策划"这个词语,其实这一词语既可以单指新闻报道工作的组织策划(对此人们并无异议),也可以扩大为新闻事件加新闻报道的一揽子策划。

从新闻与事实说起

据说学术界有人对"新闻自由"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我们只能用"出版自由"的提法,不该说"新闻自由"。因为新闻是个名词,并不表示动作,它指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有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听到这一新论,笔者很有些愕然。众所周知,新闻自由的思想源起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英语表述为the freedom of press,开始主要指印刷出版业的自由权,以后适用范围逐步扩大,更多地指报业出版和整个新闻业的自由权。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press这个词的词义也在不断扩大,它不仅可以解释为"出版"、"出版业",而且可以解释为"新闻业"、"新闻界",如今甚至用以泛指大众传播业和大众传播媒介。词汇the freedom of press,我国早年译为"出版自由",但是根据press一词的词义演变,应该而且可以译为"新闻出版自由"或"新闻自由"。

想起了美国的两起新闻官司

这几年来,我国因新闻批评而引起的新闻官司日益增多。这些新闻官司的案情和判决结果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大多牵涉到有关新闻批评的观念、原则和界限等问题。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社会各界对新闻批评的认识还不尽一致,有关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备,因此要让新闻批评获得良好的环境、走上健康的轨道,还有待时日。从世界范围来看,新闻批评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而兴起、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成长的。西方国家,例如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搞了两百多年了,两百多年来它们的报刊有过各种各样的批评报道,引发过不计其数的新闻官司,在不断的矛盾、摩擦、冲突中,人们在新闻批评问题上的观念也在不断前进。总的趋向是逐步重视新闻媒介的批评监督、逐步强化新闻批评在社会运转中的制约作用,尽管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法制范围之内的。在这里,我想起了美国新闻史上两起著名的新闻官司,觉得值得旧事重提一番。

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写在十月革命八十周年之际

今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日。笔者写作本文时,还无法预测人们将会怎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不过这些年来,国际进步舆论界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评论。许多人认为这里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从根本上说,苏联建国几十年,一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提高;二是没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专擅,群众受压。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满,可又未能正确解决,终于导致覆舟之祸。当然,这种反思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从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挫折中领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训。

商品符号与传播

商品是一种日用物品，但是它可以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由于社会评价而产生社会文化意蕴，因此上升为符号，可以纳入传播学领域来加以考察。商品符号的传播与其他符号系统不同，它的特点是在执行完符号功能后可以再度功能化为日用品被用之于日常消费，而且它的意义的传播不必借助其他的媒介，它可以依赖自身而自动传播。因此，商品符号的传播不受限制，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成为社会一体化甚至是全球一体化的强有力的媒介，实际上商品（符号）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文彪百代 骨鲠千秋——方孝孺的散文理论与实践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明代宁海(今浙江宁海县)人。方孝孺博学多才,工于文章,“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明史·本传》),“时当世文章,共推先生为第一”(《明儒学案》)。而其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尤为世人敬佩。明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兵入南京,篡取帝位,召方孝孺起草登极诏书,命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

办报和治史——从史量才的办报思想谈起

今天的新闻,即是明天的历史。所以中外有识之士,都主张用治史的态度办报,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来报道新闻。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报业巨子史量才就是这一观点的积极提倡者和坚定实行者。他的办报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国历代进步史家刚正不阿的精神,从而在我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史量才是清末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1904年起在《时报》当编辑,1912年与实业家张謇等人合资购买了历史悠久的《申报》。1913年合资者一一退出后,他独资经营这份报纸,直至1934年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在他主持报纸的21年间,《申报》发展迅速,不仅成了当时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民办报纸。

广播电视竞争对视听率调查的呼唤

这几年,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各地广播电视台日益增多,随着经营机制的转换,台际竞争相当激烈。这种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的课题:应该尽快建立经常的视听率调查制度,为考察竞争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以利于竞争的健康发展。

西方报团发展的警示

近年来,报团现象成了我国新闻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人们议论纷纷,有人提倡,有人反对。本文不想对此作全面评述,只想从西方报团发展这一侧面,提供一些情况和看法。报团也称报系或报业托拉斯,它是一种报业垄断组织。按照美国的说法,凡是在两个以上的城市,拥有两家以上报纸的公司,可称为报团。但是西欧的界定较为宽泛,一般拥有两种以上报纸的公司就可视为报团。世界上最早的报团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方。1865年德国报人鲁道夫·莫斯创办了《广告电讯报》,1871年又创办了《柏林日报》,另外他还办有广告社,这时就够称为一个报团了。但是,真正打出报团旗号的是1889年美国的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业联盟,当时这家公司在四个城市拥有四份报纸,规模已经非同一般。

试述《浙江潮》的思想内容

1903年,从知识界开始涌现出一股革命的洪流,一些年轻的知识界人士通过书刊大造革命舆论,各种带有革命色彩的书报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种情况,国内主要出现在上海,海外主要出现在日本。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各省留学生中都有学生会,学生会大多又有其机关刊物,以鼓吹革命。这些报刊不仅数量比国内多(至辛亥革命时,已达六十二种),而且质量也远胜于国内。

茅坤文论刍议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明嘉靖时著名散文家,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同为“唐宋派”重要作家。茅坤于嘉靖十七年中进士,曾任青阳、丹徒知县及礼部主事、广西兵备佥事、大名兵备副使等职,但终因忤逆权贵,罢官乡居五十余年而卒。“其倜傥奇峭者既不得济于世,独敛缩而发于文”(明·王宗沐《茅鹿门先生文集序》),曾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史记钞》,

电视广告琐议

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不久前开展过关于我国的广告是不是太多的辫论,参加的有专家、学者、广告人,也有普通受众。在辫论中有的说多了,有的说少了,各执一词,争持不下。其实多与不多,既是个客观数量问题,也是个主观感受问题,前者关系到总量调节,后者牵涉到广告安排。如果广告安排不当,特别是在一些不宜安排广告的时间和场合,狂轰烂炸式地强迫受众接触广告,必定使人厌烦和反感,由此而产生"广告过多"的感觉就不足为怪了。本文想在这方面谈点琐屑之见,并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某些做法,提供一些建言。

关于报价de思考和建言

每当岁尾年初,需要掏出几百元钱订报时,笔者总会想起外国报业史上的廉价报纸,而且暗自发问:我们的报纸几时才能廉价一看?廉价报纸,也称大众化报纸,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西方国家。当时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美,经济的起飞,机械化生产的发展,使得城市人口大为增加,粗通文字的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为了满足这些数量众多的城市平民对新闻信息和文化食粮的需求,在英美法德等国先后出现了一种廉价的商业报纸。这种报纸文字通俗,内容广泛,注重刊登适合寻常百姓口味的地方新闻、社会新闻、富有人情味的软新闻。这种报纸价格低廉,以街头零售为主,通常是一个便士(或一分钱)一份,所以又称为便士报。其中最为有名的有美国纽约的《太阳报》(1833年)、《先驱报》(1835年)、《论坛报》(1841年),法国的《世纪报》、《新闻报》(1836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

香港回归话王韬

被誉为东方明珠的香港,经历了百年沧桑,即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对此无不感到欢欣。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信息中心之一,它的回归对我国以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对于我国新闻界来说,香港繁荣发达的新闻事业尤其令人关注,香港新闻史上灿若繁星的著名报纸和报人更是令人难忘。本文所要忆述的卓越报人王韬以及他主编的《循环日报》便是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