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处罚令程序中的量刑协商——德国的实践及其对我国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示

刑事处罚令程序是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处理程序,在刑事处罚令程序中引入和建立量刑协商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德国处罚令程序及其中的协商实践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范本,值得学习借鉴。我国未来的刑事处罚令程序应当允许控辩双方进行量刑协商,并以处罚令程序为基础构建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审前分流机制。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问题研究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则是实现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浙江也多有创新。总结浙江法院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领域的实践经验,对这一机制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特点入手,在介绍浙江法院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协调统一、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议,努力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达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财产保全制度的实践与探索

财产保全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功能。通过对某区人民法院近两年财产保全制度的运作进行的统计分析,揭示出当前财产保全制度实践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财产保全的启动缺乏必要性审查,财产保全担保条件无统一标准,财产保全对象权属判断标准选择困难,财产保全的措施选择缺乏灵活性等。针对不同的问题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制度调整,以进一步发挥财产保全制度应有之功用。

WTO蓝色条款的未来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蓝色条款是现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内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其主要涉及劳动法基本原则和劳动基本条件两方面的标准,现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劳工问题远未构成有效的纪律约束。未来蓝色条款问题的趋势很有可能成为多边贸易谈判的焦点问题而进入世贸组织领域。中国必须未雨绸缪,对此尽早采取各种对策,争取在未来的谈判中占据更主动、更有利的地位。

量刑规范化: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的路径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兼具实现刑罚的社会正义与个别正义、权衡量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价值,同时,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也会带来擅断裁判、机械裁判、司法腐败等负效应。因此,如何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便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课题。美国的《量刑指南》对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我国量刑规范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性。在我国现有的法制环境下,我们量刑规则的制定应坚持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粗疏后精细的原则,在实证分析既有判例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与我国法律制度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关于档案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几个问题

简要回顾杭州市档案服务业产生、发展过程,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政府扶持、行业竞合、企业创牌等战略举措。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进路之探析

文章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在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构建、刑事和解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进行了阐述。

试论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上市公司大股东恣意妄为,使得中小股东究其制度根源在于特殊中国国情的考量及法律规制的不完善。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中利益要件之检讨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构成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理论争议最大、实践认定最为复杂的事实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写进刑法后,对该要件的种种性质认定,或在理论上难以自洽,或难以适应实践的要求。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利益要件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来看,没有必要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司法实践中,对某些行为的有罪认定,实际上已突破了利益要件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是预防和惩治犯罪的需要。取消利益要件,并不会扩大打击面,混淆非罪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

生存还是毁灭——刍议基因专利权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基因已经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自"人类基因工程"启动之日起,美国、日本以及欧洲诸国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基因专利权争夺战。然而,基因是否应该被赋予专利权,基因专利权制度是否能够推动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是否符合社会公共道德,是否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都成为基因专利权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争论不休的话题。文章通过对基因专利权现状的阐述以及对基因专利权制度利弊的比较,确定了基因专利权制度的必要性,并对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展望——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

诉讼调解制度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具有裁判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诉讼调解以其便捷、高效等优势,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现行诉讼调解制度还存在"强制调解"、"案结事未了"等一些问题,影响了其效力的发挥,应对诉讼调解有正确的认识,并在程序设计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方式

刑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分属不同领域,本来不存在交叉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导致相牵连的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事实引起刑民交叉案件。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本文试图从分析刑民交叉案件司法处理方式的弊端出发,提出个人认为可行的区别处理方式。

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探析——以体系解释为视角

我国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相关规定的文字表述亦不一致,以致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为统一司法,应以《物权法》、《国家赔偿法》、《房屋登记办法》等相关规定为参照,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确立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浅议“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为依据,分析审判实践中法官对"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理解和认定规律,通过对比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实践中法官该问题的认定,是以起诉人所属的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实际影响为标准。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起诉人的诉权,同时也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本文提出"权益直接侵扰标准",作为认定起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依据,以期为司法实务界提供更为明晰的判断基准。

公民信访权与我国信访体系重构

本文从一次信访权与名誉权的交锋谈起，阐述了信访权的实质是公民获得救济的权利。之后对当前中国的信访活动作了深入观察与分析，指出在目前的三类信访即参与类信访、求决类信访、诉讼类信访过程中暴露出中国当前权利救济途径不完善的现状，阐明应赋予公民另一种“诉权”——信访权，并提出对信访体系的构想：在信访机构下设信访导向组、控告申诉组、纠纷裁决组、司法援助组和困难救助组，并有效吸纳现有的社会组织，从而形成司法为主、信访有效补充的公民权利救济途径，从根本上为当前的信访洪峰寻找到出路。

法院司法统计与绩效管理从司法统计的边缘化谈起

法院司法统计是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是对司法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并据此作出预测工作。司法统计随着法院的成立和发展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从手工制表到逐步实现计算机化，从单纯的数字统计到开始注重统计分析，统计指标体系从最初的几十项到目前的几百个统计指标。但是作为法院量化信息的主要载体，司法统计具有的管理、咨询、研究功能和指导作用．在实际法院工作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处在令人堪忧的边缘化地位。

让数据说话:法院司法统计与绩效管理——从司法统计的边缘化谈起

法院司法统计作为司法绩效管理的基础和辅助方法,是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对司法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并据此作出预测。司法统计伴随着法院的成立和发展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作为法院量化信息的主要载体,司法统计具有的管理、咨询、研究功能和指导作用,在法院工作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处在令人堪忧的边缘化地位。从法院内部看,定位的模糊导致地位的边缘化;从社会环境来看,司法统计游离于国家统计序列之外。现有司法统计指标体系也确实不符合构建科学统一的绩效管理的要求。而司法统计的终极意义在于为法院审判管理服务,也就是要让统计数字说话,让信息对称,实现数字化、司法化的绩效管理。为改变现有司法统计边缘化的现状,笔者提出设立信息管理中心的初步构想,为司法统计寻求一条重生之路。

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分三款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进行了规定，然而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劳动用工关系，同时伴随着近几年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上述法律条文尚显单薄。如何正确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明确具体构罪要件，从而正确适用法律，成为司法实务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针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审判实践中可能遇到的情况一并提出浅见。

买卖合同解除后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及其抗辩

解除权本质上属于一种形成权，即以权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使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更或消失。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变现所有价款优先受偿。

劳动争议一裁终局适用范围问题探析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确立了一种有条件、有限制的劳动争议仲裁一裁终局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是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设计上的一大亮点,被寄希望于能大幅减少劳动争议案件进入诉讼程序。随着劳动争议仲裁一裁终局制度的实施,伴随着大量的理论争议及实践困境产生。其中因劳动争议一裁终局适用范围过窄造成的大量案情简单劳动争议案件无法适用终局裁决,导致该制度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