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数字乡村”国家试点杭州临安区为例,基于对我国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发展态势,分析数字技术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特征,尝试构建一个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以市场需求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以数字技术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提出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善用积分制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优化路径——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调研与思考

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将积分制引入基层治理,探索出了“事件性解决”向“规则性解决”转变的有效方法。本文基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考察,指出了积分制运用中存在的规则设计有待完善、适用范围有待优化、基础保障力度有待加强等问题,从完善制度设计、加强宣传引导、健全保障体系、深化利益联结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创新驱动视角下杭州市临安区创意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以杭州市临安区创意农业为例,选取山核桃文化体验馆、太阳公社、白沙村民宿和白牛村农村电商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驱动视角下,分析临安区创意农业发展现状,梳理总结其内在共性特征,通过借鉴先进地区成功经验和做法,提出促进临安创意农业发展的路径和对策。

基于公众视角“最多跑一次”改革效果评价——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

'最多跑一次'是浙江省政府提出的政府机关公共服务的改革措施。本文以临安区为研究对象,以公众为评价主体,构建指标体系,使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按区域、办事主体、办理事项对改革成效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目前临安区'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总体上处于中游水平,城乡推进较为均衡,城区改革综合评价略高于乡镇,企业受访者对改革综合评价最低,经济管理部门改革综合评价高于社会服务部门。'最多跑一次'改革仍需不断深化,着力推进'简化办''网上办''就近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只有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才能真正算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本文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探究发展乡村旅游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间的关系。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临安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两者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处于良好协调发展水平,离优质协调状态存在一定差距。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域下,对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地对策建议。

县域环境治理中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杭州市L区建筑垃圾治理为例

环境治理所具有的公益性,以及新近国际社会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经验和教训,使得政府回归治理主体成为新的潮流,政府的治理主体地位和服务型政府的“服务”角色之间并不矛盾。政府打通边界的行为类似于鼹鼠,这种行为本质上仍是辅助性的、服务性的,但与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共存,这使得服务型政府更具辩证性。考察县域建筑垃圾治理的实践,可以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路。

基于胜任力模型的村书记队伍建设研究——以杭州市L区为例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和参与式访谈,在全面了解L区村书记队伍建设的基础上,以胜任力模型理论为框架,结合村书记的主要职责和角色特点,构建出政治理念、执行能力、领导驾驭、人际关系和服务意识5个维度、17个能力要素的村书记胜任力模型,分析当前村书记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村书记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进一步提升村书记队伍综合素质。

基层党校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L区委党校为例

基层党校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特殊定位和标准要求,青年教师作为党校未来的中坚力量,尽快实现高质量的在职成长需要受到更多关注与引领。通过建立专业成长共同体能助推青年教师在前辈引领、同辈互助的合作共享氛围中,早日成长为契合党校发展需求的“政治强、信念坚、业务精、作风好”的师资力量。L区委党校探索实施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传帮带”工作机制、培育学科团队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并强化二者之间的互动链接,从而构筑起立体多维的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共同体,为青年教师成长建立了纵向“链式”与横向“多维”的平台支撑与政策保障。推动基层党校专业成长共同体的可持续性发展,还要通过提升政治素养、强化传帮带机制、推进常态化考核激励等措施,为青年教师专业成长提供现实土壤、营养动力和价值体现,进而在扎实推动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同时,优化基层党校师资结构,强化基层党校师资队伍建设。

积分制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机制与实践进路——基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的考察

乡村既是基层治理的重点,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场域和基本单元。近年来,在乡村社会得到广泛运用的积分制治理,实质上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化运用,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实落地,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有效。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实现并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党建引领机制、制度供给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等核心机制的有效发挥。深化积分制治理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需要加强组织动员,夯实群众工作基础;聚焦民生福祉,发挥党建联建作用;坚持规则优先,完善积分治理制度;唤醒内生动力,凝聚乡村情感认同;关注主体能力,推动数字技术赋能。

“强村公司” 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模式——来自浙江省临安区的调研报告

2017年开始,浙江全面实施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计划,而截至同年底,临安区村均实际负债338万元,到2018年42.3%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未达到10万元,村庄消薄化债工作压力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突出。

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的路径研究——以临安区为例

基于城市国际化和全域景区化的发展趋势视角,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要求,系统地梳理临安区美丽乡村的发展历程,总结提炼临安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效,进一步分析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并提出打造临安区美丽乡村升级版的路径和对策,以期为全省乃至全国美丽乡村升级版的打造提供有益的实践经验和启示。

完善基层应急保障体系建设研究——以临安区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为视角

完善的应急保障体系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快速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临安区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为视角,针对基层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人才力量配置不足、应急救援队伍无法满足需要、物资缺少统一布局与调配、应急预案操作实效性不够强等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对推进基层应急体系建设和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有所裨益。

建设“四美”镇村 助力乡村振兴——临安区积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试点样板建设

今年以来,杭州市临安区认真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与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两手抓。注重系统谋划,试点先行,在扎实推进8个镇街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同时,将板桥镇上田村作为试点,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理念、方法、标准和路径开展乡村振兴具体实践,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美丽镇村样板。

当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途径研究——以临安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整个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主体作用，发展和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

“千万工程”造就万千“文化乡村”——临安区“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探析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在城乡二元结构作用下,乡村文化出现断层、缺乏文化继承及文化认同、文化重塑面临传统文化日渐式微、重塑主体长期缺位、现代思维占据主导等困境。在浙江省“千万工程”推进背景下,临安区以“好家风”“背街小巷”“文化礼堂”形成“点线面”全方位布局,打造“文化乡村”文化圈,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临安区路径,并提出以人为本开展文明乡村建设、耕读文化助力乡村文化重塑、智慧乡村激发乡村文化潜力的新时代路径建议。

收入和公共服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收入与幸福感的倒U型关系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中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绝对收入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不显著。公共服务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且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显著高于中高收入群体。公共服务满意度和获得感强化了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通过提高收入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缓冲了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在促进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维护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供给,提升居民幸福感。

乡村数字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技术-空间-信息”的分析框架

充分认识乡村社会中数字治理展开的内在机制及其面临的困境,是推动乡村治理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基于数字治理理论,建构“技术-空间-信息”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到:依托数字技术,乡村治理场域由物理空间转向数字空间,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同在场,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深入,促进了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资源要素从单向流动走向共享融合,增进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情况的了解和研判,促进了治理资源与主体需求的匹配,推动了村民诉求的回应和矛盾的解决。受治理路径、村民素养、利益诉求等因素影响,出现了治理“静默”,也因数字形式主义、治理期待的过高和技术的滥用,产生了治理“负担”。因而,推进乡村数字治理发展,除了要充分考虑和消除乡村以往消极因素的影响,还需要关注此间所产生的问题。

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浙江省L区的考察

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对促进青年发展和乡村发展至关重要。结合浙江省L区相关实践的考察,可以看到返乡青年通过政策嵌入、资源嵌入、关系嵌入等多元路径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具体而言,返乡青年依托政府现有制度政策和通过建言献策推动政策完善,为获得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整合利用离乡期间所积累的资源与回乡在村的乡土资源,实现发展所需资源的再生产;通过建立劳动雇佣关系、关注村庄人情往来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构建发展所需的社会网络,实现了自我发展与乡村发展的统一。针对发展用地与空间受限、人力资源要素不足、资金支持不够有力、返乡青年社交障碍等问题,需要加大用地用房保障、强化乡村人才支撑、提升资金帮扶力度、增强乡村内部联结,从而更好地促进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

积分制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基于浙江省P市的考察

如何有效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基层治理鲜明的实践主题。近年来,颇受各方关注的乡村积分制治理,蕴含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不仅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形式。基于浙江省P市积分制治理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乡村治理情境中,积分制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履行民主程序,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使作为主体的村民能够深入参与其中,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增进了民生福祉。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实现并促进乡村治理发展,有赖于政治领导机制、制度供给机制和行动参与机制等核心机制的发挥。作为一种实践探索,深化积分制治理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需在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制度效能充分释放、主体能力显著提高等方面着力优化提升。

政府助企打造县域高质量营商环境——以乐清市助企服务为例

基层县级政府如何做好助企服务,从而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浙江温州乐清市助企服务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方式,了解助企服务的现状及成效,剖析其存在的不足及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提高助企服务水平和质量,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打造县域高质量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