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市场监管工作机制现代化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与演进是国家治理方式选择的过程,而市场监管机制的形成与演进是组织创新发展的过程。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主要是解决监管体制问题,监管能力的提升需要形成与之相配套的监管机制。为适应监管体制改革,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率先提出"1210"工作机制,回答了机构改革后"做什么""怎么做"和"谁来做"三个基本问题,强调通过机制创新来保障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目标实现。"1210"工作机制从市场监管队伍、市场监管理念、市场监管工具和市场监管组织等多个方面推动了监管机制现代化,推动市场监管改革走向深入和全面。

创新质量监管供给 提高质量监管效能——杭州市余杭区积极探索基层质量监管转型创新

新一轮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推动我国经济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宏观意义上讲,＂质量＂就是要素生产率,＂效益＂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质量提升已经成为全社会改革的共识。在此大背景下,作为一线市场监管部门,如何创新质量监管,提供适应质量发展要求的监管供给,优化质量发展环境,释放质量创新活力,助力经济发展总体质量提升,是摆在基层质量监管部门面前的迫切课题。

网络消费维权工作的余杭实践与思考

2013年12月16日，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全面接管天猫、淘宝网络交易平台所在地消费投诉举报处理工作以来。面对案件成倍增长，工作压力与日俱增的巨大挑战，余杭区局广大市场监管干部坚持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勇敢探索出了一条网络消费维权的实践之道。

余杭区局查处网络经营者炒信系列案

2016年3月以来，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天猫平台提供的相关案件线索，集中力量查处网络经营者炒信违法行为，共立案查处炒信案件205件，案值531万元，罚没款达421万元。

我国电子商务消费纠纷ODR发展研究

消费纠纷在线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ODR)是由消费纠纷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演化而来。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线下消费纠纷ADR发育迟、数量少,且总体活跃度不高、影响力不大。但随着欧美国家消费纠纷ODR的兴起,我国的消费纠纷ADR转型较快,部分消费纠纷ADR机构在本世纪初也开始了消费纠纷ODR尝试。演变至今,第三方消费纠纷ODR调解平台开始出现,消费纠纷ODR调解多元主体结构开始形成,境内消费纠纷ODR逐渐向境内境外融合的全球消费纠纷ODR发展。

工商行政管理的渊源与演进研究

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有两种解释,一种指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另一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两者并非一一对应。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名称源自建国初期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建国初期,我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为了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立中央私营企业局,隶属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3月,中央私营企业局和中央外资企业局合署办公,增设外资企业处;贸易部商标局并入中央私营企业局,

树立精神坐标 凝聚发展正能量

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运用互联网思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坐标来培育,用“结合、融入”作为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主渠道,结合区情特点和重点工作,把扎实推进核心价值观宣教活动、诚信建设制度化、志愿服务制度化、道德模范评选表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宣传等重点工作的开展,融入到各项主题活动中,尤其注意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线主题来融入到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融入到学校的日常教学中,融入到网民的“指尖生活”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求得人们日用而不知的结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努力把核心价值观构筑成人们的精神坐标.通过实践,笔者认为余杭的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陋见

在网络日益发展、发达的今天,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信息传播、思想表达的手段、方式和渠道日益多元化,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成为了思想交锋、文化交融、舆论争夺的重要阵地、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为政治思想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资源,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加强和改进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日益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实践课题,根据笔者近年来的工作实践,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加强:

谈谈信息披露的边界——“谁在带货”“带谁的货”,怎么说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本刊特聚焦《条例》与基层监管执法工作,邀请部分基层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谈理解认识。同时,本栏目将持续关注各地对于《条例》的理解及贯彻实施的具体做法,欢迎大家来稿交流。

延展探讨网络交易执法协查中涉及的“地址列异”问题

关于网络交易执法协查工作这件事,笔者在上篇对“石沉大海”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梳理解说(见2023年第22期),本篇延展探讨涉及的“地址列异”问题。关于“列异关店”的建议反馈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对收到的网络交易执法协查函进行梳理发现,涉及“地址列异”的协查函占比很大,此类协查函在要求提供协查信息以外,附带会提出“无法与商家取得联系已将商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建议平台关店”。

网络消费职业投诉举报行为规制的问题与应对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年版)》,强调要依法规制职业索赔行为,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陆续出台相关制度规范,依法处置职业投诉举报行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网络交易市场职业投诉举报的现状。长三角地区是网络交易市场规模最大、职业索赔群体最为活跃的区域。

关于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边界的思考

《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是让广告具备可识别性最直接的方式。但对于互联网广告而言,是否只有标注“广告”才具有识别性,未显著标明“广告”是否即等同于违法?当前的执法和司法实践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本文将从一则基层处置举报及其行政诉讼判决切入,结合法律解释、立法意旨等探究互联网广告可识别性认定的边界问题。

食品相关产品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实践

面对新形势下事中事后监管的巨大压力,如何破解有限的监管资源和无限的监管对象之间的矛盾,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亟须探索。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在省、市局的指导下,积极探索实践,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抓手,以互联网大数据为支撑,充分发挥信用激励和惩戒的作用,建立食品相关产品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体系,倒逼企业主体责任全面落实,确保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的法律适用与监管影响

《电子商务法》加大了电商平台经营者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条款当属该法第三十八条。立法阶段的三审稿首次出现该条款内容,其中设定的电商平台民事侵权责任,从连带责任变更为补充责任,最后调整为相应责任,着实经历了一番波折。解析《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实际规定了四种电商平台经营者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除了该条设定的民事责任,还有第八十三条中的行政违法贵任。本文将厘清该条款的基本文义,并进行延伸理解,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网络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具体场景中适用法律提供参考。

网络交易执法协查石沉大海?——解说执法协查工作这件事

2022年,笔者所在的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收到网络交易执法协查函件近2.6万件(仅指调查对象为淘宝、天猫、飞猪等阿里系平台经营者的函件),其中线下经由邮政快递收件1.4万,线上收到浙江省“红盾云桥”系统(该系统是智能协作系统,市场监管部门与阿里系平台系统对接,平台内经营者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平台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网络交易平台三方可实现无缝数据交互)推送件1.2万;2023年1-9月,收到网络交易执法协查函件近1.7万件,其中,线下渠道3900件,线上渠道1.3万件。通过对相关协查函的梳理分析,结合工作经验,笔者试对执法协查工作中问题、原因、举措作分析交流。

盲盒经营应“盲”而有度——谈一起网络盲盒经营中的概率作假案

案情简介。2022年3月,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杭州A公司经营的网络盲盒存在“屡抽不中”“抽取概率虚假”问题,余杭区局立即对其涉嫌虚假宣传行为立案调查。经查明,A公司开发运营有某App,通过该App以19.9元至299元不等的价格经营网络盲盒,消费者购买后即可在线打开盲盒,根据抽取概率抽中不同类型商品,商家通过邮寄方式向消费者寄送抽中的商品。

搭建高效便民的网络交易纠纷在线调解平台

网络消费存越来越普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消费纠纷与侵权现象。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维权途径，是市场监管部门长期研究探索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