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刑罚变更执行权的同步制约和监督——在法律上设置人民检察院审查与抗诉机制的必要性

刑罚变更执行权属于重要的司法公权利范畴。为减少刑罚变更执行权出现滥用的概率,就必须在法律层面上科学的分配、设定其中的权利主体和权限,建立各权利主体之间的制约机制,实现对刑罚变更执行权的科学制约和监督。

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保护网络消费领域公共利益——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办理的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案为视角

2019年7月17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对李某、刘某通过互联网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减肥产品,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8月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了该案,并于9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二被告共同承担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赔偿公共利益损失61.04万元的侵权责任,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支持。

不仅是一种机制——行刑反向衔接的反思与修正

在新时代法治建设新形势和检察制度改革新要求下,行刑反向衔接制度的价值理念、规则内容、保障机制等呈现出诸多不足。作为一种程序机制的自我限定既是这些不足的原因,也是反向衔接制度发挥更高质效的阻碍。为此,反向衔接制度应深入到行刑衔接的实体规则之中,在功能指向、构成要件、事实证据、处理结果四个方面加强衔接,检察机关也应立足能动检察理念,发挥行政检察部门主导力量,构建内外协同的衔接格局,并以数字检察赋能反向衔接。

论强制医疗执行的检察监督

为了强化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该项职责赋予了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权力制约理论、权利救济理论和监所检察理论是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监所检察部门应重点加强对强制医疗交付、执行和解除的检察监督,以派驻检察或巡回检察、同步执行监督、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为途径开展该项工作,并通过制定专门法规、构建协作机制、强化能力建设进一步加以完善。

论量刑规范中的检察量刑建议权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符合法的本质,对规范量刑程序,有效制约人民法院的量刑裁量权,切实加强审判监督有着积极意义。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对正义、公平的设定为准绳,按法制原则使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与公民的自由权利实现最大限度的融合。

当前经济形势下检察机关服务企业的实践与探索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支撑元素,其健康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经济背景下,检察机关从大局出发,发挥职能服务企业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目前,不少检察机关付诸司法实践,在惩处犯罪和保护企业之间努力寻求平衡,这对于解决企业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的检察监管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这一刑事司法制度,同时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的监督考察主体是人民检察院。那么,检察机关究竟该如何监管,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系统理论尚未形成,实践领域也仍需摸索探讨。本文主要将探索检察机关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的长效监管机制,旨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监管和教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工作中的具体实效作用,进一步参与到我国诉讼体制的改革中去。

新媒体时代检察工作机制调研——以杭州地区基层检察院为样本

近年来,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工具迅猛发展,为了让基层检察院能建立起新媒体时代下检察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课题组对杭州地区13家基层检察院、100名检察干警以及100名群众进行了调查。调研报告分析了2014年-2015年期间,基层检察院及检察干警运用新媒体工具的情况,总结了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基层检察院能够更好的将新媒体工具融入到日常工作中,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基层检察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及薪酬体系研究

淡化行政色彩,增强司法属性,让检察权回归司法本义。推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建立符合检察人员职业特点的薪酬体系制度,是检察改革的必由之路。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和检察人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分类管理可以作为深化检察体制改革的途径。建立与普通公务员有所区分的薪酬体系制度的基础,也是推进检察职业专业化的有效措施。

论检察权与民生保障

在我国,检察权是国家权力的直接派生权,是由最高权力机关授权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专有制衡权。检察权在民生保障中的运行应体现其程序裁量性,行使好三项主要权能。行使追诉权维护社会稳定,乃是保障民生之基;行使建议权促进社会和谐,以推动民生之兴;行使调查权推进民主法治,以落实民生之求。

检察自侦案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务探析

新刑诉法关于指定监视居住的规定，压缩了检察自侦部门以变相羁押方式加大办案力度、降低突破难度的存在空间。指定监视居住作为人身控制性较轻的强制措施，在实践中也面临执行难度大、执行率低的尴尬，扩大指定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在检察实务中的使用，需要理顺法律关系，建设专门场所，规范监管模式．

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对看守所安全防范检察监督的影响——以探索看守所内“刑讯逼供”预防机制为视角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并增加了大量的条款,直指刑讯逼供。为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讯问地点只限定在看守所。但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就象一颗顽固的毒瘤,还有其滋生的土壤,近期内还不会消失。可以想象,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的唯一场所——看守所,发生刑讯逼供概率的可能性增加。而看守所内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将直接影响看守所的安全。因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做好充足的准备,积极探索、制定预防看守所"刑讯逼供"的工作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地防止由此引起的看守所安全事故。

浅谈检察机关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检察机关引导的各机关联动机制是检察机关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实践模式，希望通过这一联动机制的理论探讨，更好地明确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应发挥的作用，为建立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的社会管理体制提供借鉴与参考。

消除环境障碍,共建温暖之城

自2020年1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率先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检察公益诉讼领域以来,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拱墅区院”)聚焦特殊群体的出行、生活、办事,聚焦“亚运攻坚、共富示范”的工作部署,聚焦全力打造“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从助推设施无障碍到信息无障碍、服务无障碍,将监督触角延伸到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拱墅实践”。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调整程序司法解释的冲突及破解

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是否应当先通知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目前存在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起草者认为,通知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不是法院的法定义务。这一观点与立法旨意和“两高三部”的联合规定有不相一致之处。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事先履行告知程序是重要的法定诉讼程序。法院的量刑建议调整告知,除庭审中可以口头明确建议外,应以书面方式进行。鉴于“两高”对量刑建议调整程序存在争议,建议“两高三部一委”联合制定新的规定,以统一认识。

强制戒毒的刑诉法意义

强制戒毒的行政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具有了刑事诉讼法律意义及性质上的强制措施的作用和功能,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该行政措施还可能具有了刑罚执行的功能。因此,行政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戒毒措施应当尽快增补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内容。

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证明困境及实践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年龄认定是适用未成年人轻缓刑事政策中的难点之一。以H市G区近三年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样本,针对农历与公历冲突、户籍证明与其他证据冲突、瑕疵证据增多等情况,介绍基层司法机关在户籍证明的采信规则、各类证据的证明力排序规则以及加强对关键证据的审查核实等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我国公诉权与刑事审判权的现实冲突与制衡

公诉权与刑事审判权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目前我国公诉权与刑事审判权之间存在着诉审双方的审前联系过多以及审判权对"不告不理"、"诉审同一"的违背等现实冲突。在今后应从适时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取消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资格、对法院直接改判指控罪名进行适当变更等方面入手,实现我国公诉权与刑事审判权在相互制约之下的平衡。

暂缓起诉的刑事政策与制度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非刑罚化的刑罚结构、区别对待的核心要求和促进和谐的终极目的。今后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应从适用条件、运作流程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构建我国的暂缓起诉制度。

严格适用免除刑罚规定——兼谈对刑法第37条的理解

免除刑罚的适用必须遵循以犯罪事实为依据、以刑法规定为准绳的原则,正确选择多功能从宽量刑情节,充分考虑适用免除刑罚的必要性。刑法第37条是关于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概括规定,在不具有具体的免除刑罚情节的情况下,不宜直接依据该条规定对被告人免除刑罚,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