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共同被告制度之困境及化解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复议共同被告制度,是为了促使复议发挥监督职责。在行政执法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下,单纯追求复议纠错率已与实际情况脱轨,且复议共同被告制度也带来公信力减弱、与司法同质化、过度纠偏等不良反应。行政复议应加强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转舵。为此,要设立行政争议调解中心、修改举证规则、扩大复议改变的范围、通过绩效考核和败诉追责加强监督,为复议共同被告制度的取消做备选机制。

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之行使条件解构——以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为例

为了及时维护公共利益,赋予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形下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特权实属必要,但在赋权的同时应继续秉持行政诉讼“控权”的主基调。为维护协议安定性和相对人信赖利益,双方合意不能被轻易打破,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特别规定、情势变更、相对人欺诈、不可抗力、根本违约等情形下行使优益权。同时,适用于单方行政行为的行政纠错理论不能在行政协议领域沿用,否则行政协议的变更解除权可能被滥用。即使属于行政协议可以变更解除的事项范围,行政机关也要坚持比例原则,只有在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能行使优益权变更解除行政协议。

拱墅区推进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工作的创新实践

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是指重大行政决策在实施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系统、规范的评估方法,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决策质量、实施效果、存在问题以及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评估。

用爱建起的“家”——杭州市拱墅区珠儿潭社区的帮教故事

杭州市拱墅区的珠儿潭社区有一首社区之歌,唱的是"你的家我的家,珠儿潭社区是温馨的家,我们来共同建设她,……"。珠儿潭社区现有常住人口9996人,其中刑释解教人员26人,占总人口数的2.6‰。在社区党委书记孙洁的带领下,社区班子成员抱着不让一个刑释解教人员无家可归。

未送达行政行为之裁判

现行司法实践中通常把未送达行政行为纳入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一般判决行政机关败诉。对未送达行政行为做出实体裁判,无论做出撤销、确认违法还是确认无效判决,均弊大于利。对其如何裁判,不妨换个视角,从行政行为效力入手加以解析。未送达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没有产生拘束力,对其他国家机关(法院和其他行政机关)也未产生构成要件效力和确认效力,经过360度无死角审视,未送达行政行为并未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当事人不应针对其发起争讼。如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送达行政决定或后续执行行为侵犯其权益,可以发起履职之诉,或将执行行为提交司法予以审查。另外,对于行政机关的继续送达行为,应分类区分处理,对于负担性行政行为不予容忍,而授益性行政行为可以继续送达。

防治污染物排放的新对策

从排污权交易立法、清洁生产制度的实施及最佳实用技术的推广三方面 ,提出防治污染物排放的新对策 ,并对环境立法与执法提出建议。

受损的身份:关于出狱人污名的案例研究

污名是社会对越轨者的身份标签,出狱人因其犯罪行为污名而易受歧视与排斥。对15名出狱人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污名的概念模型,对其污名感知的来源及程度差异分析后显示,样本中绝大多数出狱人对重新融入社会持有积极的态度,他们对污名化的最大隐忧来自制度排斥。出狱人是否产生自我污名及掌握社会资源的能力水平在应对污名方面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建立本土化的出狱人组织等,以帮助他们顺利融入社会。

人民调解与民事审判良性互动的实践与探索

人民调解与民事立案审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多元化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两者分别对待，并给予不同的理解，无形中使一些原本简单的矛盾纠纷处理复杂化，一方面造成人民调解资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和利用．另一方面导致有限的诉讼资源“案满为患”．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还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