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生态学视角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中国现行政党制度改变并优化着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现行政党制度。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为例

以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智治”,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之一。文章结合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的实践案例,从“结构-功能-机制”三个维度建构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的理论体系,剖析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的两种机制——赋能机制与增权机制,并以此为基础,从体制保障、资源整合、机制完善、技术支撑等方面提出以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

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功能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国家治理思路和方式的重大转变。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统一战线"的协商民主功能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发挥着协商、参与和监督等作用。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协商民主进一步获得了制度化、规范化与实效性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衔接,积极推动着社会的善治。

以新时代文化自信引领中华文化学院发展方向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突出表现为三大精髓要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摆在国家治理突出位置,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一种独特的战略资源,同时强调以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展示当代中国软实力。以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引领中华文化学院的发展方向,要求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注重以共同的价值追求凝聚中华儿女人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理性的深处增强学员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理解和历史文明认同,并逐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最后要充分彰显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国家治理成就,充分彰显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对话,让学员增强对当代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的理性认知。

迈向“增值式”:营商环境优化视角下政务服务改革新趋向基于H市B区的考察

政务服务是企业需求度最旺、体验感最强、感受度最高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评估新理念、政务服务改革新指引、企业现实发展新需要以及地方政府改革新导向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新要求,政务服务因之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增值式”政务服务新趋向正是理念适配、政策牵引、需求驱动和创新导向等四重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H市B区探索“增值式”政务服务改革,通过主动式服务、全方位服务、集成式服务、平台式服务和数字化服务,为企业提供精简高效、周到细致、舒心暖心、快捷精准、顺畅通达的服务,促进该区政务服务环境优化提升。实践表明,构建“增值式”政务服务体系,强化系统集成、数字赋能、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实现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强化功能、赋能发展,是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方式。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从平台建设、政策供给、系统集成、要素保障、数字赋能、法治支撑等方面推进“增值式”政务服务,是政务服务改革新的现实路径。

多元舆论场中党的舆情调控与引导

伴随着网络技术与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当前舆论场中多元与差异的特征日趋明显;通过对当下多元舆论场的内涵、形成机制、演进轨迹和语境特征分析,指出在多元舆论场中群体意识下的赋权行动,很容易导致一种"非理性繁荣"。为科学有效地调控与引导多元舆论场舆情的"非理性繁荣",要进一步完善舆论场中舆情的输入与输出循环系统,注重舆情议程设置的"共鸣效果"与"溢散效果",拓展与提升不同舆论场域的交集力,积极构建党的现代舆论传播体系,以提升党的新闻传播治理能力。

基于供应商道德风险的劳工标准移植研究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劳工认证获取较多的市场份额,劳工标准移植的问题也受到较多关注。本文选择从供应商道德风险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移植的特征。研究发现,风险规避供应商的存在促使采购商必须在道德风险和努力水平之间选择一个次优均衡。尤其是考虑到最低标准等有限责任信息租的存在,使得采购商必须额外支付一定的代理成本以满足委托代理过程,最后的均衡劳工标准比仅考虑逆向选择更加扭曲。

平台式参与和便捷式互动:公民网络参与的双重变奏——新加坡网上政民互动的演进及启示

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广泛应用,促使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率先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新加坡的网上政民互动经历了平台式参与和便捷式互动的发展阶段,拓展了网络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升了网络参与的效率和效果,引领着网络参与和电子治理的新方向。新加坡网上政民互动实践不仅契合了公民需求的新变化,反映了网络参与的新趋势,而且彰显出数字政府的新特征,促进了网络参与有效性与有序性的有机结合,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以及网络民主推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促进网络民主新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参与平台,探索基层网络参与新机制,充分发挥新媒介功能,加强网络参与的规范性管理。

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大胆创新。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需要我们正视当前文化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题,回应改革的时代呼声,破除体制机制的弊端,向"深水区"和"攻坚区"挺进,把文化改革放在经济社会改革全局中统筹谋划,准确理解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方向和战略诉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切实推动国家文化治理的现代化。

优秀宗教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契合

在"文化强国"建设视野下,宗教的文化特质应当得到更多的价值阐扬,优秀宗教文化在当前文化建设中具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宗教价值观,这就是爱国爱教的政治价值、扬善祛恶的伦理价值、自由平等的社会价值和多元和谐的文化价值。新时期优秀的宗教文化价值通过对市场伦理的文化调节、对社会秩序的文化调控、对生态文明的文化促进以及对祖国统一的文化推动,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华传统从政修养学说的现代意蕴

中华传统文化蕴涵丰富的从政修养学说,从现代官德养成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四点对我们启示很大,包括修身立德的为政价值论、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清正廉洁的道德实践论和理想追求的生命境界论。新时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注重汲取中华传统从政修养的思想精华,自觉践行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要求,把加强官德修养作为重要的人生必修课。

中国传统德礼文化秩序的建构之道

中华伦理重视"美德"和"人伦",作为一种"礼文化",中华传统礼学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广博的思想体系。儒家治理的文化逻辑主要体现在德礼并重,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教化之道,构筑了中华文明的礼治秩序。自孔子以来,儒家就注重教化立民,德礼并重,恢复有序的社会秩序建设,恢复百姓内在的生活根据,达到"重拾人心"的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礼治文化"奠定了中华传统德治教化的基础。自秦汉大一统之后,历朝历代无不以礼典和法典的确立作为立朝立国的治国根本。教化与制法并重,礼与法不断融合,使得德礼并重的治理逻辑不断强化,更使得礼治秩序的实践内涵和教化效果不断得到深化。

从执政党视野看参政党民主监督机制的完善路径

参政党民主监督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其他性质的监督所不能取代的优势。然而在现实中,这一重要的监督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发挥的实际作用较为有限。参政党民主监督力度不够、作用不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改进和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执政党要为参政党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提供支撑和保障,要着力完善参政党监督能力素质保障机制,要建立健全系统而配套的参政党民主监督运行保障机制。

文化塑造视域下中华传统道德教化的当代重构

文化塑造视域下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价值建设,有利于形成规律性认识,把握伦理共同体的精神塑造维度。在当代中国,如何在传统德治话语与西方现代话语间,构建体现“中国现代性”的价值观话语在理论上显得尤为重要。道德建设的中国式方案需要我们直面道德教化的基本困境,需要我们坚守好中华文化的立场。一方面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中的“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另一方面探究德性伦理与规则伦理的本土融合和话语重塑,力求融合中西教化智慧,推动传统道德教化的现代化重构,推动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塑造与文化秩序建构之道。

中国之治:新时代中国方案的制度自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制度”和“治理”的辩证关系,深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渊源,也全面阐明了中国治理方案的时代经纬和制度之境。这次全会是新时代中国制度自信的集中话语表达,是“中国之治”的制度性追问和系统建构。全会以“中国之制”达成“中国之治”,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自信的科学体系和精确内涵。中国方案的制度话语始终离不开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始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明重塑实践,始终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梦想。

依法治国视阈下的参政党民主监督机制研究

纵观中国法治建设和参政党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法治建设的前行有助于参政党民主监督地位的确立以及职能、体系、机制等的健全;而参政党民主监督制度、机制的完善也丰富了法治建设的内容和成果。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视阈下,要依法夯实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基础,保障民主党派成员民主监督的权利,不断推进参政党民主监督制度的系统化以及民主监督机制的科学化。

依法治国视阈下的参政党民主监督机制研究

纵观中国法治建设和参政党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法治建设的前行有助于参政党民主监督地位的确立以及职能、体系、机制等的健全;而参政党民主监督制度、机制的完善也丰富了法治建设的内容和成果。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视阈下,要依法夯实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基础,保障民主党派成员民主监督的权利,不断推进参政党民主监督制度的系统化以及民主监督机制的科学化。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的现状和归因分析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是指违反或触及《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规,村集体、农民擅自占用、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或以农房改造之名实行土地指标置换等各种交易行为。本文通过对6省(市)315个样本村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普遍存在,但区域间隐性流转的形态和规模存在差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的影响因素包括土地管理失范等制度环境因素、区域经济发达程度等区位环境因素、村集体经济实力等微观经济因素以及农民富裕程度等家庭环境因素。针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的多种形态和多重诱因,需要实施多层面、系统化的综合改革,引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性流转向公平高效的市场交易转变,以推进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

开发政协组织资源、政治资源和制度资源的实证研究

要避免人民政协机构科层化与工作机关化趋势,重要的是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开发它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和制度资源。这就必须加强人民政协组织形式变革,全面履行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扎实推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