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入“会”:浙江中共组织嵌入与革命动员的演进(1925—1934)

五四运动后,浙江各地青年知识分子受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校或返乡组建各种革命社团,这些革命社团成为中共早期由中心向边缘发展组织和传播革命的重要渠道。国民党"清党"后,小学教员和革命社团在革命中的角色逐渐淡化。到1928年5月,随着各地暴动失败,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先后要求各地从"兄弟会"和"救穷会"入手进行组织嵌入和革命动员。浙江中共党团组织嵌入模式之由"社"入"会"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革命逐渐工农化的缩影。正是通过这一模式转变,浙江革命既实现了从城市到乡村的战略转变,也完成了从核心区到边缘区的成功转型。

马相伯与张謇交谊述评

马相伯和张謇同为江苏籍士绅,自1880年代在朝鲜相识以后,相交、相知近半个世纪,在清末民初重大的政治及社会活动中,始终保持着较为一致的思想及行动,尤其是在倡导和推进新式教育、谋求政治变革方面,二人携手并肩、互相支持,不但开创了东南新政事业的新局面,而且,其交谊也成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一段佳话。追溯二人交谊活动,既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各项改革之艰难及曲折,也可以反映近代有识之士为推进新式事业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以及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思想情操和理想诉求。

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发展：以浙江抗日战争为中心

民国浙江新式交通建设出现较快发展。浙赣线是省营铁路的样板，推动浙江铁路建设进入第二个高峰。公路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交通作为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抗日战争中浙江战场基本上是围绕交通线展开的，期间铁路几乎全毁、公路毁坏达4／5。但抗日战争也促进了浙江交通现代化发展。一是把交通建设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二是把交通现代化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是浙江人民在反侵略的大背景下，在政府的优先发展策略下，集中全社会力量发展形成的。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正常发展的轨迹，使浙江交通现代化建设延误了约半个世纪。

联共(布)档案所见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关系辨析

本文在辨析联共(布)档案内容真实性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发现的诸多材料,认为关于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之关系,应该区别对待: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和青年团成员两种方式参与了这场运动,但就"领导"问题而言,中共并未取得决定性的领导地位,只是在共青团影响所及范围内领导了"非基"运动。中共参与并在一定范围领导"非基"运动的行为,启迪了此后中共对待"非基"运动的态度,影响深远。

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到新月派: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态建构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20世纪初闻名于世的英国精英文化团体,稍后于它出现的"新月派"则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文化团体。通过对这两个文化团体的比较可以发现,除了对理性、自由和艺术的共同尊崇,两者在组织形态建构上也有颇多相似之处。缘起于聚餐和下午茶、以友情和姻亲为主要系带的朋友间聚会,形成了这两个文化团体自由而松散的特点;优越的家庭出身和良好的学校教育背景,标志着其作为中上层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沙龙、吟诗、演戏、办刊等组织活动形式,则又成为他们维系友谊、表达共同艺术诉求的载体。中英知识分子在文化身份认同与精神契合层面的这些有趣交集,显示出民国时期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在建构形态上对于西方同类群体文化风格的有意模仿与追随。

“力”与“理”之间:欧战语境下中国“科学”概念的道德困境与意义转向

1914年欧战爆发,将附着于"科学"概念之上的竞争之"力"与生存之"理"的矛盾同时呈现,国人陷入道德困境,各种调适思想应运而生。警惕"力"者,视"科学"为物质主义,主张调和中西文明;崇尚"力"者,尊"科学"为竞争哲学,倾向唯意志论;留美学生另辟蹊径,输入整体性"科学"概念,强调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超功利主义的本体价值,规避道德陷阱推介现代科学,但"科学"概念却逐渐泛化为信仰。中国的"科学"概念事实上突破了科学技术的学术范畴,多维度地向政治思想领域延伸,以表达国人投身社会变革所着意的方式。

文化冲突与叙事错位——由《长恨歌》谈王安忆的小说美学及其创作转向

《长恨歌》一直被视为王安忆的小说代表作、上海文化的权威读本。其实它并非王安忆的巅峰之作,而是其创作后期一次重要的小说实验。王安忆想用学习西方现实主义小说名著的方式来突破自我,所以在小说中效仿西方经典叙事传统来描摹上海及其文化。但因上海文化繁复多元、错综复杂,小说再现上海的文化、历史时难免有些偏差,外在叙事形态等方面亦存在一些问题。其成败得失,与新旧上海的文化冲突有关,也是王安忆小说理念演变的必然。

性别与革命:近代以来秋瑾形象转换的考察(1907—1945)

秋瑾就义后,在清末社会舆论的推动下,以"男女革命"的无辜受害者的形象出现;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及后来的国民党为其构建了"革命先烈"的政治形象;抗战爆发以后,为了动员全国妇女投身抗战,秋瑾以"女革命家"的政治符号出现在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之中。秋瑾的形象转换主要受当时政治形势、社会舆论及文学作品等影响,其中政治因素是决定性的。

R.B.莫沃特的国际秩序之无政府状态治理思想

在20世纪初的欧洲特别是英国，出现了一批主张改革现存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学者。受此思潮的影响，从1919年起，威尔士、牛津、伦敦等大学相继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由此出现的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术思想，为日后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托布约克·克努森：《国际关系理论史》（TorbjomKnutsen：AHist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曼彻斯特1992年版，第196～198页]。

“急进”与“缓图”之间:蒋介石对国民党新五师的整编(1927—1931)

既有关于军事编遣的研究较多关注高层政治,如蒋对冯、阎、李等杂牌军的处置,对各大杂牌军下各部之生存状态则关注较少,且缺乏蒋与他们之间的互动研究,更缺乏对某一支军队在军事编遣期间的来龙去脉研究。本文以蒋介石对新编第五师的整编为中心,力求解释军事编遣的复杂性。缕析这一过程,新五师的整编与蒋介石处置西北军有着重要联系。从蒋介石赋予新五师甲种师编制,到新五师叛蒋,再到蒋介石与陈诚围绕整编发生分歧,以及最后将新五师进行鄂陕分治,我们不难发现,蒋在整编过程中一直徘徊于"急进"和"缓图"的方策之间,这也导致其整编效果难言成功,且蒋欲以其黄埔毕业生为主体的政工系统对杂牌军进行"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改造策略亦告失败。

高墙内的“派系”轮替:国民党感化政策在江西的推行(1930-1935)

1932年3月,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这一"剿共"政治即包含了如何处置投诚俘虏的重要问题,为此,蒋筹划在江西反省院的基础上建立一所覆盖湘鄂闽赣等22省的大型感化院。高墙之内,暗藏汹涌,感化院内先后上演"CC系"、"黄埔系"和"政学系"分别所代表的党、军、政三方围绕主办权的权力竞夺。透过高墙内权力竞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蒋介石在用人政治中凸现出来的重军轻党的浓重痕迹,也看到了蒋的这一策略中隐含的"政以军兴,政亦以军废"的重要特征。缕析感化政策在江西推行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蒋在某一政策的兴废过程中,往往以"派系"轮替的用人策略执行其"剿共"政治,这与我们以往认识的"多元竞轨"的制衡策略又有所不同,或许这是历史复杂性的另一面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