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噪声作业工人听力损失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杭州市噪声作业工人高频听力损失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流行病学研究方法,于2014年对杭州市16家噪声作业企业的1 371名男性工人进行问卷调查及纯音听力测试,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高频听力损失状况的工人在人口学特征、企业预防、听力相关知识、听力相关工作行为和生活行为方面的差别,再对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杭州市噪声作业工人的高频听力损失率为61.4%;工龄长(OR=1.325,P=0.000)、文化程度低(OR=2.065,P=0.000)、戴耳机听音乐(OR=1.281,P=0.000)、长时间打电话(OR=1.16,P=0.018)、入睡时间晚(OR=1.481,P=0.000)是高频听力损失的危险因素;企业发放防护用品(OR=0.685,P=0.041)和知晓噪声对听力有影响(OR=0.619,P=0.021)是高频听力损失的保护因素。[结论]杭州市噪声作业工人的高频听力损失程度较高,工人的高频听力损失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和工人都应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青少年脂类食物摄入行为与心理影响因素的关系

目的了解青少年脂类食物摄入行为现状及其心理影响因素。方法2012年30月，按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在杭州、西安、武汉抽取初中、高中学生，采用《中文版青少年脂类食物摄入心理测定量表》进行现场调查。共发放问卷3600份，收集有效问卷3448份。运用行为分阶段转变理论对青少年脂类食物摄入行为进行分析，探讨变化阶段与心理变量（改变策略、决策平衡和自我效能）的关系。结果在3448名调查对象中，男生占52．4％（1806名），女生占47．6％（1642名），年龄为（14．85±1．46）岁。男女、不同年龄、不同城市青少年处于不同脂类食物摄入行为变化阶段的人数均不同（Х^2值分别为33．59、20．53、27．92，P值均〈0．001）。性别组间，处于前意向阶段的男生最多，占24．2％（438／1806）；处于意向阶段和准备阶段的女生较多，占49．5％（813／1642），在行动阶段男女人数均最少，分别占12．1％（218／1806）、14．7％（241／1642）。年级组间，处于意向阶段的仞中生最多，占24．9％（494／1986）；处于前意向阶段的高中生最多，占23．4％（343／1462）。地区组间，处于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和准备阶段的人数较多，杭州、武汉、西安分别占70．6％（801／1135）、61．7％（649／1052）、68．8％（867／1261），行动阶段人数均最少，分别为144、147、168名。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决策平衡（负）和自我效能4个心理变靖均为青少年脂类食物摄入行为变化阶段的影响因素。4个心理变量的得分在不同行为阶段上均不同（F值分别为155．12、19．86、44．59、94．27，P值均〈0．001），从前意向阶段到行动阶段，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自我效能随阶段向前发展，得分呈上升趋势，在行动阶段得分最高，得分分别从32．6±12．8、8．4±2．9、19．7±6．9上升至48．4±12．6、10．1±2．5、25．9±6．9；决策平衡（负）随行为阶段发展得分呈下降趋势，得分从14．7±4．4下降至12．2±3．9。事后比较亦发现，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自我效能在行动后阶段的得分高于行动前阶段，而决策平衡（负）在前意向阶段得分高于其他4个阶段.结论青少年脂类食物摄入行为存在行为分阶段现象，心理因素对行为变化阶段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决策平衡（负）对变化阶段发展有阻碍作用，改变策略、决策平衡（正）和自我效能则有正向推动作用.

家庭及同伴对武汉市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的影响

目的：分析武汉市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阶段现状及家庭、同伴支持情况。方法于2012年3—5月，按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原则，抽取武汉2个城区的初中和高中各2所为调查场所，以学校的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班级的共1200名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其一般人口学情况、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变化阶段（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维持阶段）、青少年获得的家庭和同伴支持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052份，有效回收率为87.67%。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健康相关行为的变化阶段情况，采用t检验比较不同组别间各行为的社会支持得分情况，采用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分析4种行为的社会支持得分情况。结果1052名学生中，初中生555名（52.8%），高中生497名（47.2%）；男生553名（52.6%），女生499名（47.4%）。体育锻炼和久坐行为中处于前意向阶段分别占42.2%（444/1200）和28.4%（299/1200）；高脂饮食中处于准备阶段和维持阶段共占46.7%（492/1200）；果蔬摄入中处于意向阶段的占32.9%（346/1200）；以上4种行为处于行动阶段的人数均较少，分别占6.2%（65/1200）、8.9%（94/1200）、14.0%（147/1200）和6.3%（66/1200）。体育锻炼、久坐行为和高脂饮食的同伴支持得分分别为（2.9±0.7）、（2.8±0.8）和（2.9±0.9）分，均高于家庭支持得分[（2.7±1.1）、（2.5±1.2）和（2.9±1.2）分]（t值分别-8.72、-11.22和-2.59，P值分别为〈0.001、〈0.001和0.010），果蔬摄入的家庭支持得分高于同伴支持[得分分别为（3.3±0.9）和（3.5±1.2）分，t=9.97，P〈0.001]。方差分析和事后比较显示，体育锻炼、高脂饮食、果蔬摄入行为中，家庭、同伴支持得分在行动后阶段高于行动前阶段；久坐行为中，家庭、同伴支持在各阶段间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较多处于初级阶段，家庭、同伴支持对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阶段存在一定影响，其得分越高，行为所处阶段越高。

青少年果蔬摄入行为与心理、社会因素结构模型

目的构建青少年果蔬摄入行为与心理、社会因素的关系模型,探索心理、社会因素对青少年果蔬摄入行为阶段的影响机制与程度。方法 2015年5月,利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浙江省杭州市和嘉兴市对1 858名中学生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获取学生果蔬摄入行为阶段、相关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信息,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各潜变量与行为阶段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模型拟合指标经反复校正后均达到较理想的水平(CFI=0.941,RMSEA=0.032),校正后模型显示朋友支持与正向态度对行为阶段只有间接效应,效应值为0.070、0.166;负向态度与自我效能对行为阶段只有直接效应,效应值为–0.096、0.252;家庭支持、改变策略对行为阶段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总效应值分别为0.134、0.161。心理因素比社会因素对行为阶段的影响力更大,以自我效能为著。结论基于SEM方法,心理、社会因素对青少年果蔬摄入行为阶段的作用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