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思想:胡适“白话文”主张的提出、受抑及转向——以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歧为参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话文"并不是一个内涵单一、固定的概念。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内在地包含了调和精英与大众两种文化立场的思想努力。它既承续晚清启蒙思想家的精神流脉,同时又有意识地要打破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之间的文化区隔,因而十分强调文字上的死活、雅俗问题,并由此奠定中国俗文学在新文学建设中的典范意义。国内《新青年》阵营却重申了梁启超以来"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之间的关联,故他们对白话文的理解,从胡适关注语言层面的死活问题,重新回到了思想上的新旧之争。在这样的思想格局中,中国的旧文学非但不能作为新文学建设的典范,而且应该是全面清理的对象。这导致"白话文"概念内部的理论分裂,并引发傅斯年等更进一步的思考,最终提出"欧化白话文"的主张。欧化白话文虽然在新文化阵营内部解决了语言与思想的分裂问题,却再一次使书面语与大众的文化现状拉开距离,并使胡适的文化理想,湮没不明。白话文内部的这一理论分歧后来在19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19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实践与理论建设中都有回响,呈示出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新文化”与“旧传统”：匡互生关于“人格教育”的论述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通常都被描述为一次激烈的反传统的思想运动。为了凸显或把握其"新"的思想特质,学者们通常都重点强调与描述了新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异质性特征。由此带来的普遍认识是,中国的新文化和传统之间是难以调和,甚至是断裂的。然而,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虽以反传统为其特质,但在这一"反"的过程中,传统却并非完全处于和现代相对立的位置。在西方思想传播的过程中,部分传统思想起到了"前理解"的作用;而部分思想,则和西方思想融合在了一起,在现实社会进程中发挥着实际的影响。匡互生关于"人格教育"的论述,即典型地呈现出这样的思想特征。一方面,"人格教育"的提出带有浓厚的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在如何践行"人格教育"的思想主张时,中国传统的修身工夫,尤其是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却发挥了主导的作用。从匡互生的思想个案,我们看到了现代中国文化生成的一种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