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治资源的传承体系建设与法治中国化

170多年的中国法律近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师法泰西"或"以俄为师"的过程。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由于偏重"采各国一般惯例"或"与国际接轨",对法制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根基不甚注意,而与民族大众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心理疏离。这种移植法制必须进行本土化或民族化改良,如此才能植根于民族大众的心田,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实际法制。为推动这一改良,建设"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的传承体系",范忠信教授倡启"法制(治)中国化"学术工程,并约请周东平教授、陈会林副教授、范依畴博士分别从涉公诽谤罪滥用、官民互动解纷机制建构、亲属参与冤狱防阻机制等细小而具体的问题出发,阐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具体智慧和经验,并就未来中国相关法制改良提出具体操作方案。这样一种基于"历史法学"方法,以当代中国现实法制紧迫弊端的矫正方案为宗旨的研究,是一种宝贵的尝试。本期特刊发这组笔谈,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我国与邻国海洋划界研究的动向及展望——基于中国知网的实证分析

确定的海洋边界是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保障。中国与8个邻国之间均存在海洋划界问题。通过对中国知网①的实证分析可知,国内学界对于我国与邻国海洋划界的研究动向主要表现为关注度高但研究深度不够;个别问题研究较多但缺乏系统性;重区域轻国别研究;规则研究多而事实研究少;重视对司法方法解决争端的研究,缺少对其他方法的研究和审视等。展望未来,从研究深度和系统性角度提出了建议。

宋明理学流派竞合关系之地域文化史的考察——以江西德兴为中心

宋明理学各流派之竞合关系不仅是少数思想领袖间的诘辩与相互影响,亦是社会文化变迁大势的因缘会聚之结果,当然也离不开地域社会的培植之功。以洛学到朱子学再到阳明学的发展为例,这其中固然有很强的学派领袖的思辨融贯之功与时事背景。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此一思想变迁过程亦可以从地域、家族、学术交游及社会变迁这一独具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得到新的诠释。

城市化进程中的县域社会管理研究

浙江省诸暨市是长三角地区发达县市之一,当前正处在大规模城市化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相应的社会管理压力也明显上升。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当前诸暨面临着几对较为复杂的问题:如社会控制与社会自治两种理念如何取舍,条块分割与属地管理两种管理机制如何优化,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间如何融合,民间融资与金融风险如何协调等问题。

中国古代公务协助义务探析——立足古代告奸法技术性与伦理性的考察

公务协助是公民在特殊情况下主动代替或协助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对犯罪的告举是公务协助义务的重要内容,这一义务的法律化萌芽于西周,正式确立于商鞅之法,汉代发生重要转型,至唐代基本定型并沿用至明清时期。古代告奸法的流变中,法的技术性始终未曾缺位,法的伦理性日益受到重视,并最终形成技术性与伦理性有机融合的局面。以古为鉴,现行法律对公民公务协助义务的设定也应以伦理性为基础,实现伦理性与技术性的统一。

历史文化名城法律保护的立法任务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步晚,人们多将其等同于"历史文物保护",认知不到位,法规也不完备。对此我们必须全面反省,筹谋改良之道。"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特殊的宗旨和目标,其保护任务更为艰巨,完善保护立法迫在眉睫。关于具体保护对象确定、保护规划的民主制定与监督、保护权责归属及权力范围、名城破坏事件的认定及纠劾、名城破坏犯罪及案件管辖权等关键问题,都必须尽快通过立法加以解决。本文针对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就其法律保护中的立法任务作出了初步阐发。文章认为,法律保护的重中之重是完善法定督纠机制,特别是民意代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三者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有关机制。

个人与家户:抗日根据地税制的二元结构分析

抗日根据地中的"救国公粮""合理负担""农业统一累进税""统一累进税"等制度在结构方面存在很多共性。在对"纳税人"进行选择时,这些税制形成了一种个人与家户相结合的二元结构,亦即"以个人为计算单位、以家户为征收单位",此种二元结构对抗日根据地税制产生了诸种影响。梳理并探求抗日根据地个人与家户相结合的税制结构的内在机理及其依据,有利于厘清抗日根据地税制的发展演进轨迹,明晰抗日根据地税制在中国税制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历史地位,并可为今日中国税收法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借鉴。

如何控制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我国法官违纪违法情况较为严重。为控制法官、遏制司法腐败,我国在法院内外建立了层层监督制度,但这些制度建设在控制法官腐败方面收效甚微。重要原因在于法官控制制度强化了法院领导的行政管理权力而大大弱化了普通法官的司法裁判权力,严重妨碍了法官的裁判权独立。欧美日等法治成熟国家的法官违法现象比我国少得多,其成功经验在于保障法官独立和强调司法过程的自主性参与。身份保障、身份平等、克减考核和激励参与等举措才是控制法官之正道。对于法官与其监督毋宁信任,现代司法制度的核心在于法官值得信赖。

信访忧思——“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

只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真正执行。

民国时期所得税法的亲属伦理取舍与启示

民国政府在移植推行所得税法之初,为求便于施行而没有考虑纳税人家庭之情事而予以适当减免。社会各界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往复论证,并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在1946年修正《所得税法》时制定了详细的家庭扶养之减免规定。这些规定探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家庭伦常之情的国度里,亲属伦理在所得税法中所应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梳理当时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及相关的立法实践,探寻其中所体现的亲属伦理取舍之道与利弊得失,可为反省当下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亲伦缺失之弊及搜求治弊之方提供有益的借鉴。

民主法治视野下的村规民约建设研究

一、引言＂枫桥经验＂虽然只是发生在浙东地区一个乡镇范围内地方纠纷解决和社会治安控制的相关经验,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和建设而言有着普遍性意义。透过＂枫桥经验＂,我们可以了解当代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一般状况及问题所在,了解基层治理的经验及教训。

“套路贷”诈骗“错误认识”的实践偏离及其矫正

当前我国关于“套路贷”诈骗犯罪“错误认识”的司法界定存在诸多偏差,如回避受骗者是否陷于错误认识而以“套路贷”特征的符合性来认定诈骗罪成立,以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分析取代受骗者“陷于错误认识”的论证,将受骗者是否明知“套路”排除出“套路贷”诈骗罪的影响要素范围,以虚假债权债务的客观形成直接推导被害人主观上存在错误认识等。此类偏差并不具有司法处置上的合理性,不仅与诈骗罪成立要求不相符合,而且实际架空了诈骗罪法定构成要件的司法适用。实践中,应厘清“套路”与“错误认识”的关联性,明晰“错误认识”与交付财产间的因果性。应当围绕“错误认识”要素,对当前司法界定的“套路贷”诈骗犯罪分化处置;严格“错误认识”与“非法占有目的”界分,确立行为人目的与被害人认知的双重评判;坚持刑法有限适度介入,准确把握被害人明知“套路”的法律适用。

“听妻入狱”的传统内涵与现代意义——以“听妻入狱”和同居会见制度的比较为分析路径

东汉出现的"听妻入狱"是办案官员允许已婚无子的死刑囚犯之妻入狱与其同宿,以便能留下子嗣。今天的同居会见是针对服刑人员实行的一种会见制度,两者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不同。通过这两种古今囚犯处遇比对,有助于对今天的陷入困境的同居会见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从法j聿平等到事实平等——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维护与完善

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虽然国家在法律、政策上已经确立土地权益男女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实践，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被非法侵害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出现了“法律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尴尬局面。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缺失不仅受成文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而且更受经济、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民间法等非成文化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需要加强法制宣传、更新传统文化观念，不断完善法律规范和调适国家政策，并在法律的框架内有效纠正、监督民间法，为农村妇女维权提供有力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渠道。

传统中国“理藩化夷”宪制的基本规范与基本精神

作为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安身立命"之根本依据的传统中国国宪,是由一系列基本理念、宪制及其规范构成的意义综合体。传统中国有关"理藩化夷"的宪制,主要解决的是华夷政治共同体治理权冲突问题,具体又包括"理藩"与"化夷"两个层面。支撑"理藩化夷"宪制的基本国宪规范可以总结为处理华夷关系须坚守"夷夏大防",归化夷狄须以德教怀柔周济为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三个方面,"理藩化夷"宪制所承载的基本精神就是"怀柔远人,羁縻藩属"的传统国宪理念。传统中国"理藩化夷"宪制体现的边疆法律治理的历史经验与智慧值得全面总结和认真对待。

宋明理学流派竞合之地域文化史的考察——以江西德兴的理学传统为中心

宋明理学各流派之竞合关系不仅是少数思想领袖间的诘辩与相互影响,亦是社会文化变迁大势的因缘会聚之结果,当然也离不开地域社会文化的培植之功。以洛学到朱子学再到阳明学的发展为例,这其中固然有很强的学派领袖的思辨融贯之功与时事背景。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此一思想变迁过程亦可以从地域、家族、学术交游及社会变迁这一独具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得到新的诠释。

反思与超越——中国法制史学“革命史观”之初省

过去一个甲子的中国法制史研究,除部分史实考据和文献研究著述外,主流话语是一种以革命的、西方的(含传统西方和革命苏俄)立场标准全面苛视和清算传统法律文化以重塑国民性的意识形态运动。这期间形成的学术成果大多充斥着"批判法制史"、"控诉法制史"的浓烈火药味,更多体现为"负能量法制史"。其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制历史,实际上是她寻求建设更合理的公共秩序的历史、追求自身解放的历史,亦即一个民族的法律文明的进化史。这一进化史,也必然是一个法律文化正能量的光大和传承史。我们要反省"革命史观"法制史学的误区或弊端,要为总结阐扬传统法律文化"正能量"的法制史学形成而超越时代。

国制灵魂:先秦“天命—革命”观及其法哲学意涵

"天命—革命"观是华夏贤哲关于共同体治理权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的思想结晶。尧舜等先王初步建立起"天命"信仰观,"汤武革命"则将其发展为—整套"天命—革命"观,其要点包括:"天命"是人间治理权威的最高来源;"天命"流转的依据是治理者的德行;失德的治理者会丧失已有的"天命";有德的治理者会获得新的"天命";"天命"即"民心";"革命"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代天行罚";上天赐予新治理者"天法"作为根本治理规则;新治理者获得"天命"后应当"顺天应人"地抚育万民;新治理者必须不断保持政权的先进性。"天命—革命"观是中国传统法哲学最重要的思想精髓和第一基本命题,也是秦汉以降政治法律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堪称传统中国的"国制灵魂"和精神宪法。

亲属拒证权:普世与民族的重合抉择

通过授予近亲属庇护权,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以利监督制约。一2011年8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工程正式启动。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草案中,关于"近亲属作证"的建议条文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草案原文是:"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论既有刑法模式与虐童案中的未成年人保护

在虐童案中需要有效地区分虐待罪中"情节恶劣"的适用标准,具体应当将未成年被害人的虐待情节加以特殊对待。而对未成年人的精神虐待也应纳入到定罪范围。在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等竞合的问题上,要坚持适用数罪并罚原则,重视虐待罪的宣告意义。在程序法上,对儿童被害人的虐待罪可以取消适用自诉程序,并且赋予相关人一定的代为诉讼和举证权利。坚持在既有的刑法规定模式下对虐童案进行处理能够更好地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刑罚的应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