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对沦陷区的佛教“宣抚”研究——以杭州日华佛教会为个案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利用佛教对沦陷区民众进行“宣抚”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学者们所关注。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自古以来佛教昌盛。与其他地区的日军随军僧广开宗派进行佛教“宣抚”不同,侵杭日军随军僧虽然也办有分宗,但规模较小,而真正充当“宣抚班”之一的是主动附逆的杭州日华佛教会。该会由不良僧人成元、隆定担任会长,逼迫杭城各寺庙入会,接受日军管理;办理日语学校、难民收容所,假行慈善活动;改造大乘佛教教义,为侵略者招魂,对杭城民众进行佛教“宣抚”。杭州日华佛教会这一个案表明,侵华日军对沦陷区佛教“宣抚”的真相是利用大乘佛教教义和措施消弭沦陷区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抵抗思想。

因站而城兴:清末民初杭州的城站时代

清末民初,中国各地兴起自办铁路风潮。全浙铁路由汤寿潜任总理,改为商办。汤寿潜主张铁路与商务繁荣密切相关,故在江墅铁路绕城还是穿城的讨论中,坚持“破城而入”。城站因是之故,成为杭州最早的城内火车站。随着杭州城站建成运行,地方政府以城站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市政建设,从而发展、完善了城站的各种功能,如通过周边道路的建设和市内交通工具的进步完善城站的交通枢纽功能,通过楼外楼、城站旅馆等新型生活娱乐场所的建设发展城站的商业中心职能,并开设电影院、修建城站公园、肃清娼妓,以调整城站周边的公共空间,满足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由此,集贸易、服务、展览、休闲于一体,并配以完善的市政交通的城站CBD最终形成,一度成为杭州城的象征,标志着杭州“城站时代”的到来。地处西湖与钱塘江中间的城站,自此开启了连接西湖时代与钱塘江时代的历史。

全面抗战初期杭州广济医院之伤兵救护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州作为淞沪会战的后方承担了部分前线伤兵的救治工作。在伤兵的救治工作中,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和杭州广济医院等基督教医疗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其中,为伤兵提供服务。杭州沦陷初期,广济医院院方在日军监管下,被允许继续医护滞留院中的重伤兵,部分伤兵于1938年8月被日军强制带走,先是监禁在陆军监狱,后被遣送到上海集中营关押;剩下的伤兵虽然于1939年被允许出院,但这些伤兵大多带有身体上的残疾,无法再次从军。全面抗战初期,杭州基督教医疗社会团体的伤兵救护,不只是其医护者职业身份的彰显,同时也是其基督徒宗教身份的体现。

“追责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伯力审判75周年纪念工作坊综述

2024年11月22至24日,国内首场纪念伯力审判75周年学术研讨工作坊在杭州举办。工作坊开幕式由发起人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周东华主持。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袁成毅强调伯力审判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关注点之一,并从细菌战南北方研究、研究队伍、学者互动等角度阐述了本次会议的由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卓越访问教授王建朗表示伯力审判对于细菌战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研究仍较为缺乏,对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应给予更大的重视。南京大学副校长张连红教授强调伯力审判的历史地位,并从国际关系、人类文明史、传染病史等角度提出追究责任、记录战争暴行的重要性。

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补考

1940年侵华日军731部队对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发动细菌战,致使三地鼠疫流行,平民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伤亡和损失。对此,学术界利用中日双方档案文献,已有相当研究,确证这是侵华日军731部队有预谋的暴行。具体到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问题,学术界也有相当成果论证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敌机散毒"的方式、时间、暴行伤害程度等,但对此次"敌机散毒"的确切时间、敌机散毒暴行实态、鼠疫暴发确切时间、华美医院的鼠疫因应等问题,尚未能根据第三方档案文献等展开论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馆藏华美医院1940年年报与书信、侵华日军731部队杭州给水防疫部队士兵回忆录《从军记》等档案文献,显示731部队至少在1940年10月5日和10月27日两次对宁波实施"敌机散毒"作战,宁波鼠疫确切大规模暴发日是10月30日,华美医院的鼠疫防控是731部队细菌战暴行的确切证据。

区位、行业与市镇:近代江南“小上海”的形塑——以临浦镇为例

随着近代上海逐渐成为中西汇通、经济发达的“大上海”,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的市镇遂有“小上海”之称。在近代江南市镇经济发展过程中,盛泽镇、硖石镇和临浦镇这样的“小上海”是如何形塑而成的?学术界尚未见专门的研究。以临浦镇为例,在近代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兴起后,传统的浦阳江和运河航运改造升级以及浙赣铁路沿线区域性站点地位确立,加速了临浦镇繁荣。在近代航运和铁路双重优势下,临浦镇以米业贸易及转运贸易为中心,带动餐饮、旅馆和工商业发展,成为宁绍地区赫赫有名的“小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后,临浦镇因交通便利首先遭受日军侵略毒害,蒙受巨大损失,米业萎缩、商业凋敝,市镇随之衰弱,折射出区位、行业与市镇形塑的多元面向。

另一种"宣抚":杭州沦陷初期外侨对日交涉与日军因应

全面抗战爆发后,有不少欧美外侨留在旅居城市,成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杭州沦陷之初,在杭城的部分外侨也遭遇了日军暴行,其财产被抢劫,人身遭受伤害.面对这些暴行,杭州外侨以美侨为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予以抗议,并谋求解决.日方派遣调查团来杭进行一场"形式主义"调查,以"误会"搪塞了事.随着"维持会"等傀儡组织的成立,杭城秩序开始恢复,但日军仍然肆无忌惮地对城中中外难民实施暴行.外侨们筹建红十字会杭州分会等开展自救和救济,凭借条约特权,利用宗教信仰,向日军谋求正常活动的权利,在争取日军中基督徒的同情、获取外出通行证、交涉伤兵难民救济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对于这些"成效",不应评价过高.日军的"形式主义"调查和对外侨的宽容与许可,本质是日军统治沦陷区的隐蔽"宣抚"手段.杭州沦陷初期外侨对日交涉与日军的因应,折射出沦陷史书写应当剖析"大写"或"小写"的民族国家叙事问题.

抗战时期中共对沦陷区研究的“范式”建构——以毛泽东《研究沦陷区》为文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处理和应对沦陷区问题,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发表的《研究沦陷区》一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毛泽东认为,研究沦陷区问题,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论",根据"调查",正面直视抗战时期的沦陷区问题,收集有关沦陷区的各种档案资料,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抗战策略和史实,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干了什么和即将干什么",研究沦陷区存在的"亡国论"及其具体表现,研究有关沦陷区苦难和抗争的舆论等。从学术史角度看,该文提出的理论指导、研究路径、基本内容等,建构起中共有关沦陷区研究的基本范式。

三十年代前期浙江钱业风潮原因论析

三十年代前期,浙江接连发生钱业风潮,除了全国性一般原因如钱业自身弱点、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白银法案及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财政经济政策影响外,还有浙江比较特殊的原因。中国蚕丝业的惨落和上海金融风潮直接引发了三十年代浙江的钱业风潮;浙江银行业自1927年以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31年以后与整个经济不相协调的畸形发展,也是引发浙江钱业风潮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