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风“逆向”音乐教育思想探微

周大风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创作了《采茶舞曲》等脍炙人口的声乐作品和绍剧《三打白骨精》等家喻户晓的戏曲音乐作品。周大风用于音乐教育实践、音乐教育研究、音乐教育组织领导工作的时间数倍于音乐创作,出版了《欣赏音乐的知识和方法》《周大风音乐教育文集》等近20部音乐教育专著和教材,发表了近百篇音乐教育研究论文。周大风认为他自己在音乐教育上的成绩要远远大于他的音乐创作。周大风音乐教育实践经验、音乐教育理论思考、音乐教学方法创建,散见于他发表的近百篇论文、近20部音乐教育专著和教材。这些研究几乎都是从音乐教育实践和音乐教育接受者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是从音乐教育效果的角度,检验、论证音乐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用“逆向音乐教育思想”对周大风音乐教育思想进行尝试性地概括和总结,或许有助于从宏观上系统地领会和理解周大风音乐教育思想。“逆向”音乐教育思想,即以前一次音乐教育结果为起点,从学生学习音乐的实际需要、社会大众接受音乐的实际需要,从音乐教师和音乐文化管理者的工作实际需要,从社会和民族国家对音乐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求并表述音乐教育目的论与方法论的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人类学视域下的杭州小热昏“锣先锋”传承现状与研究

当代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大众化、网络化的趋势,国家级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热昏的当代文化传承与发展呈现式微局面,传承曲目锐减,传承范围渐窄,传承人几近断流,而“锣先锋”作为现今杭州小热昏仅存的且最具代表性的表演形式,其抢救工作迫在眉睫。通过音乐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探究其在传承发展流变中对文化的选择、自觉及认同,可以发现,杭州小热昏“锣先锋”在当代社会生存语境中存在传承人队伍萎缩,大众多元化审美挤压其生存空间、泛娱乐化特征疏离曲艺市场以及受众方言水平不高、老龄化严重的现实发展困境,旨在为其提供传承人保护、非遗单位鼓励创新性传承、受众群体扩大三方面实施策略。

如何在音乐学习与表演训练中克服恐惧情绪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成功的必要保障,在音乐学习与表演训练中,只有克服恐惧情绪,才能达到好的学习和表演效果。基于此,本文探究在音乐学习与演奏中恐惧情绪发生的内在原因与可能形成的外部影响,并探索出克服恐惧情绪的可行性方法。首先,正确的预设值可以帮助学习者建立一个非评判性思维;其次,有针对性的“刻意练习”可以不断强化抵御恐惧的能力;最后,建立“单一目标”和不断地“记忆强化”可以进一步让音乐学习者和演奏者聚焦于学习与演奏本身,且不惧怕犯错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影响。

审美与人文的交织:舒曼音乐评论中的世俗观与艺术理性

本论文旨在研究舒曼音乐评论中所体现的世俗观与艺术理性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其对音乐审美与人文思考的影响。舒曼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性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在其音乐评论中,他关注世俗生活与音乐之间的联系,并强调艺术表达的理性性质。通过对舒曼音乐评论文本的深入分析和对相关音乐作品的研究,本论文将阐述舒曼对世俗观和艺术理性的理解,并探讨这种理解对当代音乐审美和人文思考的意义。

浙江省普通高校大学生日常音乐聆听的审美取向与文化寓指

从音乐社会学的视角考察大学生日常音乐聆听状况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审美文化研究,解读当代大学生文娱生活的形态、属性及其承载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涵,有助于反思普通高校大学生这一具有个性色彩的社会文化聆听实体在日常音乐行为中所隐含的社会文化寓指。

英国音乐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的特点与启示——以杜伦大学“3+1”音乐教师培养课程为例

"3+1"课程是英国中小学音乐教师教育的主要模式。以英国杜伦大学的"3+1"音乐教师培养课程为例,研究分析其课程方案和特点,并联系我国音乐师范教育教学现状,提出"多方合作,发挥资源优势"、"优化结构,完善课程体系"、"明确指向,加强针对性培养"、"强化主体,改进教学方法"四点启示性意见。

中日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以中国浙江大学和日本千叶大学学生音乐素质为例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千多年不间断的文化交流,为地处东亚的两国打下深深的烙印。以中日两国基础音乐教育阶段的成果为着眼点,选取日本千叶大学和中国浙江大学普通在校大学生的音乐综合素质调查问卷结果为研究对象,以新世纪中国《音乐课程标准》、日本《学习指导要领》内容为问卷设计主要参考,对有关音乐基础常识、音乐兴趣与学习动机、音乐教学方法学习手段、教育理念、音乐教育功能性认知等方面展开调查,能够了解两国在基础教育阶段改革成果的得失优劣,以汲取经验,扬长避短。

履新·探索·特色——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教育专业建设探索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教育专业自开办起便全面体现综合性艺术教育理念。文章阐述了艺术教育专业开办的起源,围绕国家艺术课程标准,探索并兼容先进的办学经验,摸索出以科研带动教学、以实践促进教学的教学方式,在综合性艺术师资培养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浅谈高校声乐学习如何与中小学音乐课接轨

在我国中小学“双减”政策背景下,高校大力提升在校生的音乐素养,本文通过分析当下中小学阶段音乐教学现状和教学瓶颈,进一步分析把高校声乐教学和中小学音乐课相结合的方法,避免学和教的分离,助力学生就业,让学生做好与社会的接轨。

音乐叙事学的历史轨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叙事学学科在保持其自身的理论特征和特有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开始显现跨学科、跨媒体的趋势。它与诸多外在因素相关联,跳出长期以来将其自身限定于叙述文本内在的相对封闭式研究的巢臼,发展成融会贯通、纵深发展的局面。音乐叙事学正是在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背景下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本文试图梳理和探讨音乐叙事学的由来、发展及其演进轨迹,从而探究音乐叙事学的根源、特性以及研究动态等相关问题。

国民音乐教育应以审美为核心吗?

本文对教育部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有关"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的理念提出质疑。文章指出这种由某些美国音乐教育家倡导的理念不仅不符合音乐艺术的根本性质,不符合音乐教育多元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学生要求被审美的心理,且还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倾向,应当加以改正。根据音乐艺术的本质,在创作、表演和审美三个环节中,表演是核心,我国的国民音乐教育应重新回到"以表演为核心"的道路上来。

从复调思维看歌剧作品的多层结构——以谭盾《牡丹亭》为例

歌剧作为音乐体裁的最高形式,它涵盖了文学、表演、舞蹈、舞美等诸多要素。一部歌剧从写作之初到完成,无论是对剧本的构想,还是戏剧线索与音乐场次的设定,又或是器乐形式与剧情发展的契合,均为作曲家的精心“设计”。在写作中,复调思维以独具的纵横原则构架起音乐织体,塑造出人物形象、戏剧情绪并推动音乐发展。通过音高、织体与文学脚本的双重语义来触发戏剧中的矛盾冲突,并以逻辑又立体的方式,全方位地进行塑情塑景。文章通过对谭盾歌剧《牡丹亭》的情节解析与音乐材料分析,从局部到整体两方面来剖析复调思维对歌剧作品多层结构的构架作用。

民族音乐学传入我国的途径和过程

作者通过调查研究探索了民族音乐学传入我国的途径和过程。指出最早将这一学科介绍到我国来的是柯达伊的高足、匈牙利著名民族音乐学家维卡尔·拉斯洛先生;最早将西文学科名称译为"民族音乐学"的是谢其明先生和沈知白先生;率先在中国大力推广民族音乐学的则是高厚永先生。中国人最初并不是通过日本才知道"民族音乐学"的,汉文中这一学科的名称也不一定源于日文。

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及《美育》杂志史述

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是现代中国第一所私立艺术师范专科学校,《美育》杂志则是现代中国第一份美育杂志。前者的创办人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吴梦非、刘质平和丰子恺;后者为吴梦非等联合当时国内艺术教育界同人所创。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其作梳理、评述,有益于提高对现代中国美育发端期的认识。

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而奋斗——纪念南京会议召开30周年

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80年6月13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正式在我国大陆提出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已经有30年。现在,我们应响亮地提出建立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口号,并为之努力奋斗。为达此目的,应做好继承传统、把握方向和面向世界三方面的工作。要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首先必须继承好两个传统,一是中国人综合思维模式的传统,二是民族音乐学从文化背景入手研究音乐的传统。要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除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综合思维模式和民族音乐学从文化背景研究音乐的传统之外,还必须牢牢把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向,而不要越俎代庖地去搞音乐人类学的研究。30年来,我国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问题也还不少。如果我们能继承好综合思维模式和从文化背景研究音乐的传统,能坚持民族音乐学以音乐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并能用"以中格外"的方法,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就一定能建立起来,世界的讲坛上必将闪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灿烂光辉,我们也一定能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昆山腔、魏良辅和吴语音乐

入明以后,南戏的发展衍生出四大声腔。昆山腔一跃而在众腔之上,其中有明初复兴华夏文化、以吴语为正宗的社会原因。昆山腔经魏良辅的改造,发展了吴语音乐,使之能与北曲相抗衡,成为明代华夏戏曲艺术的代表。昆曲的形成,蕴含着昆山腔、吴语音乐和魏良辅三者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

忘“本”的中国国民音乐教育

我国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国民教育轻视音乐,从课程设置上把音乐课排为非常次要的"小三门"之一,背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重视音乐教育、实行乐教的传统;从音乐课程内容上看,以欧洲音乐为核心,不实行母语音乐教育,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近年来又忽视音乐技能训练,背离了音乐和音乐教育的基本原理。忘记本民族教育传统、忘记本民族音乐传统和忘记音乐艺术基本原理的国民音乐教育,必须加以改变。

“明道救世”与近代中国音乐史学

"明道救世"是清初学者顾炎武提出做学问目的的两个方面。近代中国音乐史学的几部重要著作(叶伯和《中国音乐史》、郑觐文《中国音乐史》、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在西方音乐大量传入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音乐的新理念,建立起中国音乐史学新的"道",同时又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了文化救国的意义。虽然这四部著作的内容、体例各自不同,但"明道救世"却是它们共同的特征。

试论魏晋时期的古琴音乐思想

魏晋士人与古琴有着特殊的关系。古琴已成为士人生命的一部分。古琴音乐是士人们追求精神独往的主要载体之一,加之魏晋特殊的政治气候,使魏晋的古琴音乐思想独树一帜,绚丽多彩,在中国古琴音乐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