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的人文性质及其在艺术教育中的价值与定位

艺术史的人文性质首先体现于其与历史的密切关联。一方面,艺术史源于历史意识对艺术的灌注;另一方面,艺术史以感性的方式储存着历史的信息,对于理解历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艺术史由具体的艺术作品构成,所以关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经验不仅是艺术史得以建构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了其人文性质的另一维度。艺术史是艺术作品的序列化、审美经验的系统化,以艺术史为线索对艺术作品进行欣赏,有利于建立系统性的审美经验和形式感知,从而促进学习者审美素养的提高。而艺术史与历史的亲缘关系及其体验性,可使学习者了解并参与传统,进而提升其人文素养。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艺术史成为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

让学生“看见”,获得“智识”——《经典常谈》阅读教学的人文教育指向

指导学生阅读《经典常谈》当保持人文教育指向,即不以积累和提高专门知识为目的,而是强调借助知识和常识来亲近智慧,获得以思考、理智、判断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智识”。引导学生通过该书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丰富性和生命力,体会学术研究的思维和方法,感受作者举重若轻的研究姿态和“秀才说家常话”的魅力等,使学生在阅读中始终保持对经典、对知识的好奇及开放的思想和探究的欲望,充分发挥《经典常谈》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方面的独特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知识分子对社会启蒙的尝试(1901-1903)——以《杭州白话报》为例

清末知识分子社会启蒙的尝试在辛亥革命前夕迎来一次最高峰,即使经历了数次政治改革失败,当时的社会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若把辛亥革命当作分水岭与里程碑,革命前十年的社会启蒙运动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尝试深入社会民众当中,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共鸣,将社会最庞大的群体慢慢引向救国的浪潮。

师范院校非师范专业就业现状调查——以杭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非师范专业为例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采访和网络采访等方法,对杭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非师范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该专业在校生的就读状况和未来打算进行广泛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两年来本专业非师范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较前几年已大有好转,然而与师范生相比,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要加强实习锻炼、强化就业指导、调整专业课程设置、转变传统就业观念.

杭州市公立医院5G智慧医疗应用的研究

本课题组通过实地考察、问卷发放和数据分析等方式,获取了杭州市部分公立医院5G智慧医疗的建设情况,发现杭州市公立医院5G智慧医疗在远程会诊、AI辅助诊疗等方面得到了切实应用,并且根据问卷中民众所反映的心理需求,总结出5G智慧医疗应用的成效与缺陷,进而做出5G智慧医疗发展的预测和展望,助力杭州的智慧城市建设。

“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

“地方性的辩证法”是由这几年文学创作上比较引人关注的作品和现象而提出的讨论话题,我只能说一些粗浅的感受,这些感受交织着不同的层次:一是地方性的写作面对或背对的是什么,更直白地说,它试图摆脱的束缚和限制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或多种有形无形的笼罩性的力量,要抽空地方性,使文学写作变得更为均质、同质,甚至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写作的取向是向下获取自由和解放的取向,这样的取向是内在于文学本身的。

2022亚运赛事下杭州城市语言景观与品牌形象研究

本文基于亚运赛事下的杭州城市语言景观数据,运用生态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语言景观的语言特征和图像特征进行了分析,语言特征涉及韵律、词汇、结构、语用、修辞五个维度,图像特征涉及图案样式、文字样式、版式和色彩四个维度,据此建立“语言景观数据库”,厘清了赛事背景下语言景观的特点以及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并引入群众满意度调查问卷,探讨优质语言景观与城市品牌形象提升的关系问题,结合以上发现为赛事背景下城市语言景观研究提供参考性建议。

论小说叙事中的“背景”

作为中外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体,小说从古老的故事一路蜕变而来,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形态各异,花样迭出,规矩难觅,法则难求。带着本质主义的思维,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些具有评判标准的通用律则,但常常又会发现,仍有大量优秀的小说处在各种所谓的律则之外。这或许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当一种成熟的文体不断走向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说明它的内部仍然充满巨大的活力、潜力和可塑性。

越界与变脸:激进文艺思潮的前世今生(三人谈)

激进思潮与文艺有不解之缘。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感性的文艺与政治的询唤永远在纠缠打斗。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激进运动,既产生了鲍勃·迪伦、滚石乐队,也推起了福柯、德勒兹以及今天在中国大热的齐泽克、巴迪乌、韩炳哲等。激进思潮不断越界、变脸,挟互联网之便利,与全球盛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推波助澜,各种意识形态话术病毒式传播,去疆域化成了部落化,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添加更多焦虑和撕裂。聚焦“后学”激进文艺思潮的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从激进文艺理论的美国化、中国化的角度,反思情绪骚动(或曰“情动”)与理性实践的失衡,乃是知识人的职责所在。

自创生:媒介及新媒介文艺意义生成

“自创生”是用以描述系统自我生成性质的重要概念,“自创生系统”是能够自主生产、递归进化的系统。自创生理论以生成论为哲学基础,在去“本体”化的过程中建构了独特的“自体论”。按照自创生理论,媒介是典型的自创生系统。进入现代社会,媒介系统将物质性与技术性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展现出更为强劲的自主性,并在进阶演化和更新迭代的螺旋式生成运动中表现出递归性以及人、物、媒介之间新的缔合关系。数字新媒介系统的自创生进入了“数智化”阶段,形成了以计算法则为主导的信息生产方式,也带来了新世界即赛博空间的涌现。新媒介的数智化自创生,建构了新媒介文艺意义生成的自创生性质。从自创生视角看,新媒介文艺实践不过是数字化的人类行动者与媒介性行动者在互动耦合过程中,联合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开展的自创生性文艺意义生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性与文艺性交叠衍生,数字文艺性也由此生成。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中人与技术关系的新图景——以“新人”想象为分析中心

作为人造物中顶端的技术成果,人造人以其“吾手造吾身”的强大诱惑,让人类无法抗拒地将这一技术不断向前推进。从早期只能做简单动作的笨重人形机器,到智能机器人,再到新型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婴儿、虚拟偶像等,人造人的种类越来越多,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与此同时,迅速崛起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后人类主义提出身与心、物质与精神、文化与自然都是作为信息而存在的生命模式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身心二元论,为平等看待人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批评视域中的中国21世纪文学——洪治纲教授访谈录

一虚构写作:不少长篇小说的思想穿透力偏弱曹霞:洪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和老师做一个访谈,那我们就从老师最近关注较多的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谈起吧。洪治纲:21世纪以来,在虚构性写作中,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一直挺可观。有些作家始终保持两三年一部的写作进度,有些作家则沉淀多年推出一部。即使有些作品热闹一时,但绝大多数很快都变得悄无声息。我每年都阅读一些重要作家或反响热烈的最新长篇,但极少作品能勾起我的阐释欲望。不知道你是否存在这种感受?

从“独鹤与飞”到“译事之光”——鲁迅早期文学活动中的“呐喊”

鲁迅早期文学活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留学日本时期和回国后的“沉默十年”。一般认为鲁迅早期文学活动是在其加入五四文学革命的准备阶段,这一观点大致成立,但忽略了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性。其实,此时鲁迅已经开始其后一直延续的文学道路,即一面介绍外国文学,一面从事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早期的一些重要文章和文学活动完全可以视为后来发出“呐喊”的前奏,或者说就是其最初的“呐喊”。对此,应结合鲁迅与绍兴地域文化关系及其在京环境影响等重新审视。

我们应该如何重塑古人形象?——以《故事新编》为中心考察当代文坛的创作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故事新编”类小说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经历了“故事新编”“新故事新编”和“后故事新编”三个时期,发展已百年,但鲜有佳作。其重塑的古人形象虽然数量增长迅猛,但写作主体缺乏精神建构的自觉性,重塑的古人形象大多欠缺可信度和审美性。在这方面,《故事新编》提供了三方面文学经验:其一,追求创新,但不作“观念化”“娱乐化”的简单消解,而是对古人形象进行艺术性重构;其二,以古讽今,重视人性书写,让重塑的古人形象生发出丰富的精神蕴藉;其三,以“尊重史实”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的叙事模式,让重塑的古人形象既有人物成立的逻辑性,又有人物的精神风采,呈现出丰盈的审美性。

于都客家话复数标记的叠加

于都桥头话人称代词有三个复数标记“人”“各罗”“各”“人”置于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我”后构成包括式复数形式“我人”。“各罗/各”可置于“我人”后,构成复数标记叠加形式“我人各罗/各”,其为包括式的,产生机制主要是感染错合,类推也可能有影响。复数标记叠加现象主要报告于山西诸方言,也见于一些客家方言,桥头话复数标记叠加现象是包括式和排除式复数标记的叠加,因而具有独特性。桥头话复数标记“人”可能由近代汉语中“吾人”的“人”重新分析而来,“各罗”“各”则可能分别由处所指示代词“该啦”“该”演变而来。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体系建构与微观透视——评斯炎伟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坛一种日常化的存在,也是文化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很多时候,文学会议引领了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嬗变。因其如此重要,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界就开启了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论述。然而受“历史距离”的制约,这种论述往往止于会议的事件性介绍和文学史的价值判定,对会议本身的肌理、学术价值等还缺乏深入发掘。

南乐源于虞舜时代的农业祭仪

南乐为上古虞舜时代农业祭仪上表演的乐章,具有召唤东南季风的神秘作用,东南季风在《夏小正》《山海经》中又称为“俊风”,这一名称与大舜有关。因时代久远,早期典籍关于南乐的记载零散而不系统,《尚书》中《尧典》《益稷》等篇,《周礼》《礼记》以及《诗经·周颂》中的象舞与勺舞都与大舜韶乐有关;《诗经·国风》中反映江汉汝水流域的《周南》《召南》为《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南音”。结合甲骨文、金文以及出土战国竹书文献,可以发现大舜南乐包含吹奏乐(箫、竽、笙)、弹拨乐(琴、瑟)以及打击乐(陶钟、陶鼓),最初应用于农业祭仪之中,用以召唤东南季风即“俊风”以及大象、凤凰等动物,与原始自然崇拜的图腾艺术相一致,具有诗乐舞综合性艺术特点,韶乐是大舜南乐的代表作品。

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二为”口号的提出

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二为”口号之间的关系值得细考。“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非必然取自第四次文代会提出的“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它与“人民”这一党文艺工作的母题存在本源性联系。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人民”这一概念本身,而在“人民”出现于1979年这一重要历史关头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它揭示了党对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重新选择,也向文艺工作者重返岗位发出了集结号。第四次文代会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并非出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盖棺定论,而是寄寓了党在文艺观念剧烈交锋的历史时期实现文艺工作平稳过渡的迫切愿望,它的提出带动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深入探讨,并最终触发了文艺“二为”口号的生成。

大道五十,天衍四九,“我”是其一——网络文学名作《大道朝天》细评

《大道朝天》融合了东方玄幻与星际科幻两种设定类型,构建了一个拥有完整内核和合理逻辑的虚构世界,展示了两个空间的世界架构、社会关系和修行体系。为了拓展主题阐释的空间,小说使用了延宕及文本再语境化的手法,以设置多层级空间的方式,极大地拓展了叙事的限度,并以特殊“锚点”加以锁定,同时通过多样化解构与重塑,赋予了身体以完成身份认同、隐喻性以及符号化的叙事功能。小说围绕“金手指”井九兼具神性和人性的两面性,塑造了代际更替的多元修道者和可能的非人型角色,在打造多元人物画廊的同时展现出了作者对自然中心主义新的言说和思考。在主题思想上,小说聚焦一个“道”字,融合东方的儒释道思想和西方存在主义思想,通过修身之道、处世之道、生命之道三方面的阐述,集中体现作者对于“道”多维一元的辩证思考。

“全面两孩”政策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以杭州市80后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对杭州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80后生育意愿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的知晓度较高,但认知度尚有欠缺;绝大部分非独生子女已婚80后及未婚80后都有生两孩的意愿;主要基于一孩的性别期盼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推崇晚婚晚育,接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为3~4年;生育动机日益多元化。据此,提出了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稳定、合理增长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