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浙东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刍议

既有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关于浙东抗日根据地仍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是:应从“长时段”中发掘中共浙东抗战的“中心意义”,并从更为整体的视角研究中共浙东抗战的战略演进和社会动员,还可从国民党和侵略者日本等“他者镜像”深化浙东乃至江南抗战的整体图景。

程颢、程颐论“王道”与“治道”及其现代意义

程颢、程颐的政治思想,首先着眼于君主心术的本源。较之兵刑法律制度的改进、财政税收与行政效率的提升,"正君心"更为彻底,也更为重要。他们所诠释的王道政治之所以能够也必须占据首要地位,乃是因为它本身是天理之秩序与命令。王道政治是政治人物对内在秉性的自觉呼应,遵循天理以贯彻王道政治,既是外王事业之体现,也是内圣工夫之要求。因而,王道政治应是圣王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与此同时,二程也探索治国理政的具体路径,不排斥强制性规训力量对社会的管控作用。众多的现实政治问题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符合时代的思考,而不是简单地从复古的方案中寻找现成的答案。二程学说通过"元丰九先生"而传播两浙,下开南宋永嘉学派之先河,浙学的渊源来自洛学。二程的人治思想体现着一种对道德的执着认同,在今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语境中,依然有其独特意义。

何止超前代,功隆道更尊——评王宇《永嘉学派研究》

学术思想史上的学派,无论是时人默认还是后人认可,均有着成为其学派的内在根据以及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学术理路。这样的学派,总有其被学术界公认的缘起、传承、统系、人物,也一定有其大体上一致的学术宗旨、观念阐述、理论方法等特点呈现并具备相当的规模,在随后演变的过程中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周易》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

文天祥的“自述”与“他述”--以文天祥全集的编纂为中心

像周必大的家刻本一样,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文天祥《新刊指南录》,是宋末元初在有着浓厚刻书传统的吉州刊行的。这一认识,为我们重新考察文天祥全集的编纂提供了路径。文天祥全集的祖本——道体堂本,是其弟文璧主导刊刻的。而《指南后录》《集杜诗》《纪年录》等狱中书,也是由文璧从元大都带回,并在故里刊刻、印行。由此可见,文天祥全集既存在文天祥本人的"自述",亦有文璧、文富等人的"他述",并正因为"他述"而得以流传至今。

宋元时期的货郎

宋代的城市发展冲破了坊市格局,市民生活日趋丰富,市场交易频繁。货郎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醒目的角色。然而在宋代以前,无论图画、雕塑,还是文字记载,都鲜有对货郎的具体呈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挑着担子行走于街头巷尾的货郎随处可见。南宋时,更有李嵩和苏汉臣以货郎为特写的《货郎图》,

张载 “太虚即气”的界说与价值意蕴

张载将世界之本源归结为“气”,“太虚”是“气”的本然状态,是“气之本体”,太虚之气通过阴阳二端的感通之变,生成万物,而万物最终又必然散入无形,归于太虚。其内在驱动力是“神”。“神”具备一定的精神性要素,但仍然归属于“太虚”。从“感应”的引入到“道”“性”“理”的介入,张载的宇宙观就不再是一项单纯的本体论,而是被注入有浓郁价值关切的“人道”情怀。从“气”到太虚、万物、阴阳,从“神化”到“天道”“性”“心”,这个气象万千的世界,被张载界定为“太和”,“太和”是世界的本来精神状态。张载的思想宗旨,凸显“性与天道”的统一,也是以“天人合一”的境界为最后的精神归宿,实现了本体论与人性论的合一,将道德实践的完成安置在本体论思想的理论架构之中。

从土尔扈特部安置措施看清朝对蒙古诸部政策

1771年,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故土,清政府隆重接待这支蒙古部落并予以了妥善安置。在安置土尔扈特部的具体过程中,清政府采取了封爵厚赏王公贵族、赈济部众以安其心、众封领地以分其势、兴黄教以施教化等一系列举措。通过对其分析可见,清政府以盟旗制度巩固了蒙古各部的秩序,同时推广喇嘛教以求“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边疆管理政策,为维护边疆蒙古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体现了清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特点。

北宋禁軍中的異族兵探析

在北宋政治、軍事舞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禁軍中,存在着數量可觀的異族兵。本文從民族成分、士兵的來源與補充、規模與駐地、職能等四個方面對其進行探討。北宋禁軍中的異族兵與另一種身份的異族兵——蕃兵間有着明顯的差異,但兩者之間也存在着一定的流動關係。如將其與北宋一般禁軍相比較,可以發現兩者有較多的共通之處,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境内各民族之間的進一步融合。但其並不同於遼、金、元等王朝的部族聯合軍,它有自己獨特的編制和指揮系統,可以說北宋禁軍中的異族兵具有較多的"漢地"或"中原"色彩。此外,當時的民族關係和國際形勢也影響着宋王朝對待禁軍中異族兵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东阳党组织嵌入与革命发展的地方特质(1923-1928)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浙江东阳县的组织嵌入和革命发展并未表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特征,相反呈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质。1923--1928年间,东阳共产党人因地制宜地将地方要素化为革命所用,并充分利用国民党高层人物复杂交错的关系网络发展党组织,对东阳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一“眼光向上”的发展策略容易将革命卷入地方派系斗争,进而产生路径依赖。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浙江输送了武装斗争的催化剂,使东阳革命再次得到发展。

乾隆帝推崇岳飞考论

乾隆帝对岳飞特加推崇,不仅异于先人,甚与明朝相较亦不遑多让。究其原因,客观上,此时大一统基本底定,满汉矛盾趋于缓和,岳飞作为反清大纛的色彩已然淡化;主观上,乾隆帝意欲通过推崇岳飞,为臣工深植忠孝纲常,强化疆域一统的“正统观”,为华夏立先贤,亦有借机标榜和展示自我的考量。其影响所及,使岳飞从汉人英雄逐渐变成中华各族共同敬仰之英雄。

“教材之问”:世界史教材与教学

自19世纪晚期以来，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但需要秉承已往的历史传统，而且需要拓展新的内涵，历史教材与教学在学科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教学是文明传承、国家繁荣、人权维系、道德规训、生活福祉的一个重要手段，高等院校的历史专业自然担负着这样的重任。在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史教材与教学之间存在着一种“错位”现象，世界史教材似乎就是世界史教学，

台湾地区乐生疗养院的建立演变与影响

乐生院是日本殖民台湾后于1930年设立的公立麻风防治机构,长期承担着麻风患者隔离治疗、康复疗养及社会防治等任务,日据时期依托警察公医体系和保甲制度,有效实施患者强制隔离制度;战后引进治疗麻风药物DDS,推广门诊治疗,开展巡回医疗;1984年联合化疗推广以后,其依靠公立医院和教会医院体系的特别皮肤科门诊,顺利完成麻风门诊及住院治疗任务;1999年归属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卫生事务主管部门管理,医院逐渐转型为社区综合医院。乐生院在不同历史时期,顺应台湾地区卫生防疫体系和麻风科学的发展变化要求,采取不同防治策略,实现了麻风防治的目标,为了解台湾地区卫生防疫和公共卫生变迁提供了典型范例。

从防治到养老:最后的麻风疗养院记忆--以武康疗养院调研与病患访谈为中心

浙江武康疗养院由始建于1887年的杭州广济麻风医院演变而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省麻风病防治中心。现居疗养院的麻风病患(休养员)大多于20世纪60年代陆续进院。由于氨苯砜单疗法的局限和生活条件艰苦,休养员需要长期接受隔离治疗,从事集体生产。改革开放后,疗养院的医疗和生活水准得到显著改善,社会治疗取代隔离治疗,休养员逐渐融入社会;联合化疗的推广缩短了疗程,也大大降低了麻风畸残率;政府持续加大对麻风病人的财政补助,他们的生活来源基本得到保障;广泛普及的麻风防治知识也使麻风病人逐渐摆脱了被"污名化"的困境。在"后麻风时代",武康疗养院由注重疾病治疗转向加强病人的心理建设,其职能从隔离防疫转向休憩养老,麻风病人的身份也从"病人"转变为"休养员"。这一系列的变迁反映了麻风防疫事业由防治向养老转变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去污名化"的价值引导。

《宋史·兵志》平议及其史源初探

《宋史·兵志》是研究宋代兵制乃至军政制度比较集中而又完整的文献,史料价值巨大。本文全面系统地总结、分析了前人及今人对《宋史·兵志》的校正。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宋史·兵志》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体例不一,详略不当,难以反映有宋一代兵制全貌;第二,不合史法;第三,考订未审,史实讹误严重。最后,以实证的方法初步探讨了《宋史·兵志》的史源问题,认为其史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但同时存在主体,即宋朝官修国史。

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以华商股份、行用补水案为中心

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系探讨晚清官商关系的典型案例。最初清政府是在阜康商号倒闭时对胡光墉的官亏索赔,后发展到对西征借款华商股份案以及行用补水银案的清算。其中,华商股份案并无确实证据,行用补水案数年前已经左宗棠奏销结案,却在胡光墉破产危机中被户部强行清算索偿。这成为胡光墉最终破产的重要原因。在此过程中,胡光墉借助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势力,一度有所抗争,这种政治资源是胡光墉在晚清商界迅速崛起的重要背景。但左宗棠等人的一再转圜,并未扭转户部借助强权严厉清算胡光墉的结局。由此证明,权力大于商业规则的经商环境,并不能给商人利益带来稳定而切实的保障。

王安石对《周礼》的诠释及其与理学之分歧

《周官新义》是王安石新学的文献依托,是其新法的理论依据,对于变法事业有着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先王之政”“先王之法”成为王安石政治思想资源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王安石在变法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上有着明晰的理论自觉,他将理论依据附着于《周礼》,借《周礼》而建章立制,认为《周礼》中的思想资源能为当时的变法实践提供启示,能够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他意识到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天堑鸿沟,但也主张通过解释经典以立言施政,能够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里更具正当性。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王安石并不过多地强调“理”的伦理内涵,为适应“所遭之变,所遇之势”,更多地表现出其政治首创精神和锐意变法的坚强决心。

浙奉战争论略

浙奉战争是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间为争夺皖苏两块地盘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北伐战争前夕中国政治、军事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战争背景双方胜败原因及战争影响展开论述。

孙传芳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

孙传芳任江苏省最高军政长官期间，曾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江浙绅商的赞许。

孙传芳与1924-1926年的浙江自治运动

1924至1926年,在孙传芳统治江浙期间,浙江自治运动经历了从高潮到失败跌宕起伏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军阀孙传芳扮演了一个从支持者到亲手扼杀的复杂角色。孙传芳之所以支持＂自治＂,既是为了博得江浙绅商的好感和支持,获得充足的军费来源,从而巩固自己的地盘,也是为了抵制其他军事力量的武力＂侵入＂。当浙江自治派宣布自治,脱离他的统治时,对他的统治利益构成了威胁,他就露出了军阀狰狞的面目,向自治派挥起了屠刀。

北宋禁軍兵力分布研究——以仁宗朝爲中心

序言學界一般認爲,北宋的主要兵種有禁軍、厢軍、鄉軍、蕃軍等,而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禁軍。禁軍"守京師,備征戍",是常規作戰部隊,在北宋的政治、軍事等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同時,有宋一代外患嚴重,北宋深受西北遼、夏二敵的威脇,因此禁軍問題受到學界的長期關注,並且取得了不少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