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论古代帝王的宗教职能与祭祀文学的核心特征

传说时代的古代帝王被赋予了贯通天地鬼神的世袭神性,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绝地天通"是上古信仰领域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巫觋沟通天地的本领为统治者所独占,原始普泛性的巫术文化发展为祭司文化;以天地鬼神崇拜为代表的郊祀庙享成为夏商周三代以来"国家宗教"的核心,包括天帝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相应仪轨,而根植于血缘宗法观念之上的祖先崇拜更具有现实功利性。汉—唐国家祭祀制度受到原始巫教、谶纬神学、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诗歌与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承担着"通天地"的使命,《诗经·周颂》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上古时代形成的国家祭祀形态对汉—唐国家宗教的确立与沿续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郊庙歌辞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人性相同,文心相通——以《聊斋志异》与《十日谈》情爱观之比较为中心

本文从人性的发展及人性展开的具体层面,以《聊斋志异》与《十日谈》情爱观之比较为中心,论述在中西人性解放初期,年代相隔久远、地域相距辽阔伟大作家蒲松龄与薄迦丘笔下,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人性与庶几全然相通的文心,旨在阐明人性、文化与作家的思想及个性,是影响中西文学创作的核心因子与深层动力。当它们的发展演变趋向内在一致的时候,中西文学的发展就会出现某种契合;若有的因子与深层动力的发展演变不能趋于内在一致,则中西文学作品必定发生一定层面深刻的歧异,即使是描写非常相似的文学现象。这是中西文学发展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与必然规律。

宋初百年文学变革的人格及情感动因

宋初百年制约文学变革的内在因素固然很多,但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动因首先来自创作主体人格内涵的丰富与扩大。柳开、王禹偁及杨亿等"文士"群体从文学遗产中汲取艺术情感和审美经验的过程,为逐步摆脱五代遗风的困扰提供了积极有效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超越前贤的每一次努力,都为文学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仁宗庆历前后,随着士大夫"复合性"主体特性的基本成熟,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群体,不仅为"天下"、"国家"、"道"等传统理念赋予了新的人格内涵,更为文学作品展示人性人情的多元色彩做出了超越凡俗的开拓和努力。在宋初百年文学变革演进的复杂过程中,王禹偁、杨亿及欧阳修三人不仅是引领风骚的文坛领袖,更是当代作家主体特性及情感结构演变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人格的嬗变与文心的转迁——论李渔及其小说戏剧创作之艺术偏向

本文着重探讨李渔的人格心理嬗变与其小说戏剧、创作之关系,认为其小说、戏剧作品思想境界与艺术格局之形成,根源于他一生中最为本质的人格心理变迁:从"愤世"走向"谐俗"。李渔这种人格心理蜕变,最终导致其文心的转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所从事的小说、戏剧创作,并不是纯粹写作,而是出于现实与世俗目的考虑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极大地阻碍了李渔社会批判精神的发挥与艺术创新才能的拓展,造成其小说、戏剧作品片面推崇文学创作上的娱乐主义。李渔由此错过了可能使他成为第一流小说、戏剧家的历史契机。

古典文献文本与汉语国际传播

古典文献的对外汉语教学现状存在着文本形式匮乏、古典文献意识淡薄、专业沟通不畅等诸多问题,汉语国际教育中关于古典文献的教学,需要在输出文献文本、拓宽学术研究渠道、建立民间文献宣讲团体、着力于相关人才重点培养培训、鼓励古典文献与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等方面开展研究。

文、谢之死:兼谈宋亡之际士大夫的人伦困境与抉择

文、谢之死被《宋史纪事本末》视为宋史的完结,是南宋一朝在精神上真正终结的象征。文天祥、谢枋得是陈寅恪所说的"恬淡勇敢之人"。他们虽在宋亡前备尝仕途坎坷,但当蒙元南侵时,能舍弃一己之私,被捕后又皆能冲破"世情人事",从容赴死。通过对这两个悲剧英雄所受内心煎熬与所处人伦困境的剖析,可以窥见宋亡之际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之一面。

蔡國舊事——關於春秋蔡國興亡的三種文本解讀

學界對春秋戰國之際"絕祀"國家蔡國的了解主要依據《左傳》及《史記·管蔡世家》等傳世文本。1955年發現的蔡侯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銘文記載蔡昭侯申遷都州來前後的史實及與楚、吴兩國之關係,成爲蔡國史學的青銅文本。近年出土的上博簡、清華簡中多記有蔡國史事,揭開了蔡國三次遷都的秘密,成爲重要的竹簡文本。這三種文本保存了春秋蔡國的歷史記憶,凸顯了春秋蔡國歷史文學的復仇主題。

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論胡瑗等宋初教育家的學術及文章

宋仁宗時代,胡瑗、孫復、石介及李覯等人欲超越"漢唐之學",重釋儒經"義理",體現出"知古明道"的學術自覺。"四公"先以草澤身份築室授業,後又執教太學,始終將"經義"解析與"時務"、"治道"相聯繫,爲"宋學"啓蒙導夫先路。他們反對"聲律浮華之詞",審美取向與歐陽修等文學之士頗爲不同。其作品多"根柢經術",醇質務實;不足之處在於好"張大其説",議論"粗疏",甚者還有迂闊"矯激"之弊。要之,胡、孫、石、李以儒學名家而獻身教育,在學術探索、教育實踐及"古文"創作等各方面均有建樹,其利弊得失值得深究。

歐陽修詩文革新的對象及任務

重新考察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及任务，对准确把握北宋文学发展史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学者有关本专题的分析和讨论，普遍受到“运动”思维的制约，所得结论大多有悖历史真实。事实上，欧阳修从来没有反对过杨亿及其“西崑体”诗文，而所谓“太学体”也不过是流行於学校及科场之间的一种应试“时文”，它既非“古文”，更难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主要对象。至於庆历四年（1044）和嘉佑二年（1057）发生的两次科考事案，其核心目的在於优化为国取士的“人才”标准，而不是变革文风。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基本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融通古今之变，辨析文道之争，整合南北文风。欧阳修、尹洙、梅尧臣及苏舜钦等人超越时流的创作成就，为此次诗文革新大获全胜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

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中备受争议的研究对象。该概念提出伊始,即因界定不科学、运用不规范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鉴于"新笔记小说"兴起,因而否定乃至取消"笔记小说"的做法,并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小说研究的需要。梳理笔记小说研究史,科学界定概念,区分其与笔记及其他小说文体的关系,明确其文体特征,限定其收录范围,确立笔记小说的文体独立地位,对于推进笔记和小说的研究,均十分必要。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纲要

本文探析了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的脉络、框架与内容。古代小说与戏曲基于文本形态而表现出的亲缘关系形态,与二者所经由的口传阶段的伎艺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古代小说、戏曲从伎艺形态到文学形态、从口传阶段到书写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二者在故事表述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二者关系呈现出三种形态:混融形态、影响形态、交流形态。这是对各个时期二者关系的主流形态的勾勒,它们的承接与更替构成了二者关系的演变脉线。在这条脉线上二者间诸多关系现象的生成、关系形态的演变皆是由二者所具有的各种伎艺性、文学性、叙事性素质交融派生而来的。关系史的研究展示了二者同源异质、互通互融的关系形态,同源异流、相互影响的关系脉络,以及这一关系脉络上聚集的相关问题和现象,有助于深入认识小说与戏曲各自的艺术品质、形态特征和发展演变。

依相叙事源流论——以宋元叙事性伎艺为中心

在宋元叙事性伎艺的唱演形态中,普遍存在着以形象性的形体辅助故事讲唱的格式与思维,此之谓"依相叙事"。辅助故事讲唱的各种形象性形体谓之"相",各种叙述性伎艺皆是依相叙事思维的表现形态。其间,虽然"相"的形态有变化,"相"与讲唱者在形体上有分有合,但二者的功能并未消失改变,二者的配合关系仍然存在。本文以宋元时期几个典型的叙事性伎艺为中心,把握变文唱演形态中图画辅助故事讲唱的格式及其所蕴涵的"依相叙事"思维,探讨变文、影戏、傀儡戏、宋大曲、连厢词、说话、元杂剧在依相叙事思维和格式上的渊源关系与形态流变,重点梳理"相"的形体、功能及其与故事讲唱的配合关系,并对毛奇龄关于元杂剧唱演形态中连厢之法未尽变的观点、王国维关于元杂剧相对于叙事体宋大曲进步之论、孙楷第关于宋元戏文杂剧源出于傀儡戏影戏之论、胡士莹关于变文画卷与说话艺人表演间关系等观点进行再思考。

江湖诗祸与宋季诗人心态、创作趋向研究

理宗宝庆年间发生的江湖诗祸是南宋的权相专权政治与中下层士人参政议政之风相碰撞的必然产物,它摧折了广大文人参与现实的勇气。受诗祸打击,宋季江湖文人失去了前辈刘过、姜夔等的独立人格,他们或远离政治,从"雌黄士大夫"转而"口不谈世事";或随波逐流,沦为受生存驱使的无行谒客。江湖文人是宋季文坛最活跃、最具创造性的力量,江湖诗祸则是恶化宋季文学生态的催化剂,成为压垮宋季文坛的最后一根稻草,宋季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飘零与衰敝。

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郭豫适先生及其红学史研究

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是第一部研究红学发展史的专著,也是新时期第一部古典文学学术史专著。郭先生之能成为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乃在于他有着可贵的学术品格:勇于开拓,实事求是。这诚然是老生常谈的八个字,郭先生却以他坚实不倦的学术实践,对此作了独到的阐释,而在他的红学史专著的撰写中,尤有集中的体现。

论《安世房中歌》与汉初宗庙祭乐的创制

《安世房中歌》17章最早记录于《汉书·礼乐志》,题为唐山夫人所作。清代以来争议不断。《安世房中歌》应包括"房中燕乐"和"房中祠乐"两部分,"房中燕乐"即周汉以来通称的"房中乐",包括"大海荡荡"等4首杂言体的楚声作品,为唐山夫人所作;其他13首"房中祠乐"是四言体的雅诗作品,为叔孙通所作之宗庙乐章。高祖驾崩以后,叔孙通采用古礼及秦仪制作宗庙乐章即"安世乐",诗中的"祖庙"即高庙,诗篇盛陈高祖功德。《安世房中歌》组诗本为祭祀高庙而作,吸收了高祖唐山夫人的四首楚声作品,在缅怀高祖文治武功的同时,施教申申,强调孝德,对参与祭祀的公卿、宗室、受封诸侯们施以教训,是庙祀组诗中的代表作品。

太阳崇拜的历史演变及在郊祀仪式中的文学再现

太阳崇拜在宗教生活领域体现为周而复始的郊祀仪式。上古五帝为太阳崇拜部落,是郊祀仪式中五方上帝之原型;商代太阳崇拜与祖先崇拜联系最为紧密,突出体现为扶桑神话、十日神话与祖先祭祀的关联;《九歌.东君》是上古时代日食禳救仪式的戏剧性再现;西汉武帝时代的太阳崇拜渗透着求仙长生思想,汉-唐太阳祭仪突出体现为王者"朝日夕月"的郊祀活动。随着郊祀观念的变迁,古代太阳崇拜与人间帝王的关系经历了由亲至疏的转变过程。保存在《周颂》、《楚辞》及汉-唐《郊庙歌辞》中的太阳祭歌是对太阳崇拜的艺术赋形,是仪式活动中祝祷、祈求诸多情感的表现。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佛家底蕴

王国维写作《红楼梦评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这篇论文的写成,是他早年人生困惑与佛教情结的自然延伸与继续发展。王国维早就用佛家眼光即"天眼"去看待人生。因此,《红楼梦评论》关于人生苦痛与解脱的哲学底蕴的核心观念主要源自佛家而不是叔本华。曾受东方佛教影响的叔本华厌世哲学使王国维进一步从理论上完成对人生的悲观看法,进而使他形成宗教化特别是颇具佛家倾向的美术观及文学观,以致把《红楼梦》几看成一部解脱人生苦痛的佛教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