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书院历史的立体透视——读《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

一百多年来，关于书院的研究层出不穷，将千年书院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加以总结研究，为书院精神在现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肖永明教授的《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则是书院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以“史”观“文”:抗战前清华国学院同学的古代文学研究

清华国学院在短短四年(1925～1929)间培养出诸多学有所成的学界中坚,形成20世纪文史研究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映照着中国现代社会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国学"语境下,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以小学和史学为主,而清华国学院的70余位同学中,只有少数同学选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多偏"历史",所涉时代多为宋前。上述特点,是清华国学院教育培养的偏向所致,也与当时"国学"研究多关注中国历史和传统学术的文化倾向息息相关。考察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时代思潮与同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生态及其特征,管窥现代学术在"国学"场域中的展开过程,并反思学科专业化后所带来的研究误区。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阐述了《待访录》在清末中国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待访录》作为一个抗议专制皇权的民权寓言出现在清末中国的思想界,以杭州与温州瑞安为中心向广东、上海、四川、湖南等地传播,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论二程“感而遂通”的思想--兼论斯洛特的“移情”概念

《易传·系辞》中提出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宋明理学思想建构的一条重要文本。本文通过对二程"气之感应"、"天人相通"以及"心之感通"等概念的分析,解析二程"感而遂通"思想的理气论架构。尤其是二程提出的"感则只是内感",文章将着重分析并揭示其理论意义。最后文章还将从二程的感通思想出发,对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家迈克尔·斯洛特的"移情"思想予以辨析。

弥勒信仰与宋元白莲教

南宋白莲教从以往生净土为修行之终极目的,带有明显的出世特点的佛教信仰形式转向元代白莲教倡导"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希望通过"弥勒下生"谶言的实现,往生兜率天的娑婆世界,拯救黎氓于水火之中,同时激起下层民众改变困境的冲动。晨朝忏仪一变而为"烧香集众,夜聚晓散"及"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的民众反叛运动的组织工具。究其缘由,即在于弥勒信仰的流传以及此种信仰自北魏,历隋唐,经宋元的改造。弥勒降临现实世界救世度人、解脱众苦的理念,最能迎合中国普通民众的愿望。它所内蕴的救世思想及其宣传的彼岸净土兜率天的美好愿景,与乱世和苦难的社会现实恰成鲜明对照,进而启发了不甘现实苦难的民众,为在地上建立佛国净土起而抗争。在弥勒信仰与白莲教那里,千年盛世的神话与群众不能化解的情绪,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清末浙学志士的变法思想——以宋恕、章太炎为中心

本论通过十九世纪后半叶东亚变局中的浙学转型这样一个视角,揭示了清末浙江籍变法志士宋恕、章太炎的变法主张。他们提出了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的变法主张以及亚洲连带构想,太炎进而将台湾置于他的东亚联邦思想的中心,举起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旗帜。

净土信仰与南宋白莲教

弥陀净土信仰提出的极乐往生和念佛往生两说,体现了净土宗思想的基本理念与特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信仰的基本旨趣。南宋白莲教产生之过程是受到佛教世俗化推动与模铸的典型事例。它反映了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孤立无援的人们及精神上惶恐不安的士大夫,渴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联系的期待。它的出现,是五代北宋之后佛教对社会形成深层穿透和附系能力后的自然结果,是下层社会共同构筑的精神家园。佛教净土信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永远脱离现实世界的幻想,成为一种奇特的乌托邦理念。宗教与社会形成一种"嵌入"的关系,社会创造宗教,宗教是社会力量或社会自身的再现形式,这同样适合于白莲教从缘起到变异的全部历程。

中国学术与世界--陈来教授访谈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20年既不长,也不短。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展开的外部环境,包括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同时,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国际学术交互影响的加深,也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何描述这种变化对于这20年,但也不限于这20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在研究趋向、方法、内容等多方面的影响,进而勾勒这一时期不同领域学术思想之特征,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整理工作。鉴于此,本刊特开设“21世纪前20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展开与前景”讨论专题,由何俊教授主持。本期访谈陈来教授,围绕中国学术与世界展开讨论。后续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相关访谈,敬请读者关注。

吕留良时文评选中的遗民心态与朱子学思想——以《四书讲义》为中心

生于明清之际的吕留良,因其家庭出身而有着曲折的遗民心态,愈来愈坚守明遗民的节操,同时在思想上也愈来愈尊朱辟王而毫无假借。他的思想通过时文评选这一独特形式进行传播,后汇为《四书讲义》一书,他对朱子的阐发在义理层面是统一、精切、独到的,无论是对王阳明、陈亮学术的排斥,还是对夷夏之辨以及君臣、封建、井田的讨论,都是从节义之道引申而发展了朱子学。

黄宗羲对刘宗周学术的承继及其师门护持之功

学界论及黄宗羲,却极少提到其老师刘宗周,事实上黄宗羲对蕺山学有着多方面的承继。黄宗羲是《刘子全书》编刊最为重要的推动者;又承续老师未竟之事业,完成了《孟子师说》与《明儒学案》的编撰;《明夷待访录》等著述以及甬上讲学等活动也有着老师的影响。刘宗周死后,黄宗羲不遗余力护持师门,为了维护蕺山学宗旨,与其他同门多有论辩。他光大师门的努力也得到了诸多认可,将其与孔门之曾子、朱门之黄幹相提并论。

证人社二次“别会”与晚明浙中王学讲会之分合——兼论黄宗羲并非刘门“左右师席者”

证人社是晚明浙中最为重要的王学讲会,然因为主持者刘宗周与陶奭龄的学术分歧而曾有过二次“别会”,也即崇祯四年的“白马别会”与崇祯十一年的“古小学别会”,学界则多有将之混淆误解。十多年间,两派弟子的讲学与论辩,既有分歧又有交融,使得浙中的王学讲会在明清之际繁荣一时,发展出蕺山、姚江两大心学学派。其中陶奭龄对讲会活动较为积极,而刘宗周及其弟子则因为学术多有发明而影响深远。黄宗羲后来对蕺山学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关于“白马别会”的记载多半有误,就证人社讲会而言则参与极少,且并非刘门“左右师席者”。

浙学的当下启示:性质、定位与特征

浙学对于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启示,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先从浙学的性质讲。刚才许多同仁谈了对浙学的理解,这些理解有同有异,但都是有历史根据的,我都认同。我这个认同,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对浙学性质的基本理解,即浙学虽然具有她的基本历史事实,但同时更是一个建构起来的观念。由于是建构起来的观念,因此同样的历史事实就释放出解释的空间。

陆陇其的《四书》学与清初的“由王返朱”思潮

陆陇其是清初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的治学主要围绕《四书》而展开,治《四书》的历程及其著作都与"由王返朱"的理学思潮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陆陇其著有《增订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困勉录》《松阳讲义》等《四书》学著作,其《四书》诠释的学术主旨即"尊朱辟王",在对朱子学加以发挥的同时,对阳明学的流弊作了多方面的批判,从而在"由王返朱"思潮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卫道"之功。

谭嗣同与宋恕——以《仁学》为中心

《仁学》的主旨是要在文明层面回应西方冲击,树立一个取代程朱理学的思想典范,标志着近世中国思想体系向近代的蜕变。谭嗣同在同时代的变法思潮中,融合了康有为与宋恕的变法思想,在其师刘人熙等人影响下,立足于王船山、魏源的思想传统,吹响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双重革命的号角。谭嗣同在北游访学前后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其主因是受到宋恕等人的思想影响。

晚明“三教合一”思潮与越中士人的静坐修习——以《祁彪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为阳明学讲会证人社之重要成员,常与社中白马山会诸友举“七日静参之会”,还在寓山园或云门寺进行静坐实践,故《祁彪佳日记》成为考察其本人及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难得个案。祁彪佳等人的静坐,受晚明阳明学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故在静坐的形式上多采用佛、道的方法,其目的则与修身日记或举放生社、参与赈灾等一样是为了劝善改过,而他与白马诸友或知交僧人讨论最多的也是阳明学的修身工夫。

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引入“天人合一”缓解邻避问题

经过先秦至汉初长时段的思想演化,“天人合一”的观念终于在阴阳家的宇宙图像基础上产生,成为一个中国哲学与思想文化的基础性与核心性的观念,这已成为今天中外学人的共识.“天人合一”就是世俗中的人通过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的原理,从而使人间不完善的生活在现世的存在中趋近天的理想世界,并最终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

章太炎论宋明理学——以程朱陆王之辨为中心的检视

章太炎一生治学所谓"转俗成真"而"回真向俗",故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较少论及宋明理学且评价不高,当受其古文经学背景以及佛老学养之影响。后期则对二程、朱子、王阳明都有较多肯定,至于程朱、陆王异同之辨析,则更多认同陆、王,同情"朱子晚年定论"之说,支持《大学》"复古本",批评程朱《大学》诠释之"格物""新民"二说。然而章太炎并未站在门户分歧的立场,与其"新四书"建构等儒学观一致,其朱、王之争或《大学》诠释出发点都是"修己治人"之学,其中又包含着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评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东学派论》

1932年,现代中国新史学派钜子何炳松出版了《浙东学派溯源》,在书中他热切地说道,中国文化史上要数浙东学派最有光彩,因为这一派的学者大都是史学家,讲究经济,最切实用,和道佛两家的玄谈大不相同。但何氏又发现,浙东学派的源流最不分明。的确,深入系统地研究南宋以来浙东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演进路径,它与地域环境、民间文化传统、不同的思想学说的相互关系、互动机制等问题。

揭宏举要，阐微析邃：朱汉民《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平议

近代文化巨子严复曾说：“若欲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为今日之现象者，为善为恶姑具不论，而为宋之所造就者，什八九可言。”20世纪文化巨匠陈寅恪先生推崇宋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赞叹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宋代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世文化的主流，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政治伦理原则的影响更是至大至深，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精神风貌的形成与凝结具有无论如何估价均不为过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