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强烈而自觉的互动。其间,离不开先进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是"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而"文化自觉"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中国化的一种必需。这既是社会学学科的品格使然,更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对异域思想文化的鄙夷和拒斥,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知之明",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主性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反应。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欧洲社会民主党建构公众信任历史经验研究

在坚持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政党纲领,在坚持扩大党内民主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网络沟通机制,在坚持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突出关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在坚持廉洁亲民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引导和利用媒体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历史执政过程中建构公众信任的宝贵经验。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社会多元化的今天,这些经验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早日走出现实困境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农民工融入当地社区的壁垒及实践策略研究——基于对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群际关系的分析

当前,非体制性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农民工超越户籍等制度壁垒融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但已有文献尚未摆脱"制度决定论"的宏观研究,较少触及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中观实践层面。本文通过对杭州市722位农民工社区融入现状的实证调研,从农民工和社区居民的双向维度考察了两大群体的群际关系,分析了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类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经济融入能力的提升和城市认同感的增强,社区排斥现象进一步凸显,整体社区融入状况不容乐观。分析表明,当前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除了求助于政府主导和制度引导外,还有赖于从社区支持的角度去寻求实践策略。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基于6个试点县(市、区)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以6个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区)的885户农户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分别以农民年人均收入和农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在固定年份效应和固定农户效应前提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能促进农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但对促进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要通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来促进农民增收,需要重点聚焦如何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建议推进城镇化,引进市场机制,配套相关改革措施。

从“生存”到“发展”: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基于“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差异研究

当前,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压力和金融危机的外在影响,农民工的退路和出路问题成为政府、学者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以对浙江省返城农民工的实地调研和个案访谈作为经验材料和叙事文本,通过"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对比,发现农民工的行为导向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发展理性。由此,金融危机下解决农民工退路问题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及其行为差异,农民工对自身的定位和行为选择差异将决定政府政策制定的导向。

从“生存”到“发展”: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基于“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差异分析

通过对"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对比,发现他们在进城打工动因、城市认同感以及就业途径和择业观念上均存在差异,农民工的行为导向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发展理性。在发展理性的驱动下,真正愿意返乡并把农村和土地当成生存之路的农民工其实只占小部分,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金融危机仍坚持返城务工。由此认为,金融危机下解决农民工出路问题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及其行为差异,农民工对自身的定位和行为选择差异将决定政府政策制定的导向。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支持模式及其比较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涉及在个体化的社会如何实现整合、也即疏离的个体如何进行制度化和再嵌入的问题,它在本质上探讨的是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方式。根据支持资源来源的不同,农民工城市融入有五种支持模式,即个体支持模式、自组织模式、公共部门支持模式、市场支持模式和社区支持模式。其中,社区支持模式是开放性的、自治的和多主体的治理格局,是从结构—制度与行动—实践的角度来看待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它既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也不是由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市场来操控,而是建构一种包容性的基层共同体,这是一种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体之间的整合模式。

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前,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健康状况优良,跨区域流动性较大,职业流动较小,执业技术性较强,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价值实现。但是,该群体接受正规教育时间较短,职业培训差强人意,保障水平较低,不利于人力资本成长和再生。通过对4省6城市596名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教育投资、社会资本对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口学特征和流动性对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实现的影响几乎不起作用甚至起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加大农村正规教育投资力度、规范职业技术培训、优化生活生产制度保障环境,是促进和提升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重要措施。

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内涵及当代演变:比较韦伯与桑巴特

韦伯和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文化的学说是全面把握当代西方文化和西方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思想渊源。韦伯提出的"禁欲苦行主义"和桑巴特提出的"贪婪攫取性"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双重文化面向。两者在崇尚自由、要求解放上血肉相连,然而分工的不同使得他们导向不同领域并危及对方生存。造成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矛盾的根源在于,作为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宗教L冲动力"已经被现代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能量,现代主义终究无法完成文化连续性和聚合性的功能。

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杭州为例

中国农民拥有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强烈的创业愿望,蕴藏着巨大的创业潜能,但是,受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很多。本文以浙江杭州为例,实证分析了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一般环境因素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家庭环境因素次之,个人素质因素对远郊农民创业影响较大,对近郊农民创业影响较小。具体来讲,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创业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农民越容易创业;家庭人口越多、家庭承包耕地面积越多,农民越容易创业;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越有可能创业。

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

在社会风险中,因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经济资源,西方民主政治诱导战略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政治资源,西方文化渗透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而来自网络社会的考验主要体现为:网络民意的兴起考验政府回应民意能力,公共舆论事件的频发考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考验政府阳光执政能力。社会转型的挑战带来的社会风险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影响尤为突出,即因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失信文化弥散,因公民意识觉醒而引发维权事件增多,因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社会风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的能力,才能在化解种种社会风险中巩固和提高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

“链合”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与农村社区转型——基于浙江J村的考察

近年来,大规模的撤村建居和村庄合并已经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普遍选择,但这种"农村被城市化"现象事实上暗含着中国城镇化道路探索的误区,实质是行政强制推进市场力量对农村和农民的根本性消解,从长远来看,既损害了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也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引入"城乡链合"视角,反思村庄的定位以及现代城乡关系的本质,并以J村为分析样本,微观呈现链合视野下城乡社区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农村社区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相对于已有的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理论,"链合"模式更注重城市和农村各自不同的社区性基础,强调通过网络再造形成可持续的互惠规范,具体可从市场、服务和组织合作三个维度得以实践,从而构建起互动互补、互惠共赢的城乡关系。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