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中的枣庄方言词例释

《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金》)中有大量的山东方言词,有一些现在依然为当代老百姓口耳相传,这些词有的是对当时文化民俗的传承,有的是流行于北方官话体系之中,对待这些看似的"无理词",需要我们用文化语言学、民俗学的视角来审视他们,对于语音的演变,需要我们运用音韵学知识来分析。本文选取现在仍然活着的山东枣庄(古峄县)方言特征词来说明《金》与枣庄的渊源关系。

枣庄方言中动植物名称的修辞现象分析

枣庄市位于山东省南部，地处汉语的北方方言区，枣庄话属于中原官话区的西鲁小片。枣庄话与普通话在词汇．语法方面差别较小，语音方面差别较大。枣庄话除了具有北方方言的共同特征外，又有许多自身独具的特点：

地区学院系级资料室建设的思考

地区学院升本后,资料室建设严重滞后,不适应外延扩张、内涵发展和层次提升的办学要求,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图书资料量少质劣;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程度低;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普遍偏低。为此,应调整系级资料室的发展思路和方向,采取新的对策:更新观念、提升管理水平、提高服务效益、构建现代化管理系统,尽快实现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

枣庄方言中的泛义动词“治”之探究

在枣庄方言的动词系统中,泛义动词较为常见。其中既有与普通话类似的"打",也有体现地域色彩的"治"、"弄"、"剋"等。文章选取"治"作为代表,从语义、语法和语用的三个平面以及普方古大三角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管中窥豹,以此探究枣庄方言的泛义动词现象。

山东文化形象的三大建构模式及其现代传承与嬗变

地域文化的认同凭借地域文化形象这一媒介,文学想象和叙事是建构形象的重要方式。山东文化形象有庙堂与民间两种形态。民间山东文化形象有三大建构模式:《水浒传》式的"好汉山东"模式,《金瓶梅》式的"世俗山东"模式,《聊斋志异》式的"灵异山东"模式。20世纪文学中的山东书写,正是循着这三大建构模式发展起来的。

理想两性关系的文化想像——评张抗抗的《作女》

透过《作女》“时尚化”的外表,我们发现:张抗抗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女性主义批评文本,又表现出对二元对立性别模式的警惕和摒弃,作家以女性话语的重要实践,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两性废墟”上完成了理想两性文化模式的大胆想像。

时体系统在“才A就B”超前句式中的投射

将体貌与时态分开研究只是为了更好的认识“才A就B”句式,而不是说体貌可以脱离时态而单独存在。体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都无法脱离时态而单独存在。时体系统在“才A就B”超前句式中的投射主要表现为:时态的选择:既可以用于过去时,也可以用于现在时,但不能用于将来时;体貌的选择:由于句子功能的制约,A、B在体貌方面的选择是一致的,二者都只能选择实现体。

董仲舒新儒学意识下的德教体系建构

董仲舒从其人性论的角度,阐释了道德教化的可能性与重要性,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宗旨、对象、内容和方法。其中包含的积极因素,对今天的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当代文艺学体系重构的必要与可能

针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失语症” ,文艺学体系重构问题被推到理论前沿 ,当代文艺学必须克服“转型期综合症” ,走向体系重构 ,这种重构应当按照“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思路进行。

时间系统在“才A就B”超前句式中的投射

时间系统在“才A就B”超前句式中的投射表现为:1.时间结构的选择:时间结构在“才A就B”超前句式中的投射表现为时间结构在A中的投射。充当A的时点时间词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依据习惯基准构成的时间词;二是A的时间值为零。充当A的时段时间词有两种语言表达式:“数词+时间单位”和“数词+量词+时间名词”。2.时态的选择:用于过去时和现在时,不用于将来时。3.体貌的选择:只能用于“实现体”。

“徐州音系”指瑕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的"徐州音系"中的"同音字表"存在些许瑕疵。归纳起来约为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声韵配合的问题。二是关于本字问题。三是关于个别字的读音问题。四是印刷质量问题。本文主要从举例方面入手,稍加分析,以期对"徐州音乐"的科学性建设有所裨益。

主流文化的解构与文化研究的重生

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已经并将继续被解构,因为消费文化的市场逻辑扰乱了主流文化的生态平衡,主流文化的保守使其丧失了关怀现实的意识、形象的形式和与时俱进的价值诉求。文化研究也陷入困局,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建构性无法掩饰其抽象性、浮躁性,必须深入中国语境和文化体制寻找文化研究之根;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反思性逐渐弱化,必须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文化研究的分化导致其不确定性,必须找到契合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节点,突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标杆价值。要实现主流文化的重塑与文化研究的重生,必须以媒体为核心打造主流文化主导的平台,推动主流文化大众化;拓展精英文化世俗化的多种渠道,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全球化的视野探求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路径。

《围城》语言陌生化的实现途径

《围城》语言的陌生化主要是通过转换词义、临时仿造、调整语序、拆解词语、超常搭配等方法实现的。这些用法,一方面是作者真实感受与体验的语言再现,一方面也是作者根据表达的需要有意为之,在语言运用上具有多方面的美学价值。

论清代宗族法规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宗族法规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对调节本族内部的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完成国家的各类税赋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清代各地的宗族法规多在政府的授权或允许下制定出来,既有对前代宗族法规的继承,也有对本朝法律的借鉴。本文分析和研究清代宗族法的存在条件及其制定、执行过程,对宗族法和国家法律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全面揭示了清代宗族法的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功能。

简论清代书院制度的特点及其兴衰

清代书院是清代教育机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的书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清代书院不仅继承了传统学术的治学特点,而且还由于其受到朝廷的直接约束和管理,从而成为清朝政府培养其经世人才的阵地,呈现出浓厚的官办色彩。因此,清代书院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利弊。甲午战争后,随着古老的封建制度的没落,书院制度也逐渐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而淡出历史舞台。

肺病隐喻与性别文化象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探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肺病隐喻的叙事与性别文化象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它有一种性别化倾向,体现为不同的男女两性身体叙事。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在男女两性病患者身上的隐喻变体明显不同,一者主要关注其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一者则主要体现为审美化取向,并从中可以发现性别政治在女性身体上的权力痕迹;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以丑怪身体呈现了女性在性别政治中的真实处境。

在神性与奴性的解构中重建女性的光辉

张爱玲的散文表现出独特的女性书写,特别是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描写和所处境况的认识尤为细腻深刻。张爱玲认为自然健康的女性具有神的特性,但是长期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压制下,心灵极为扭曲和变态,使她们甘心被奴役,对待爱情、婚姻和生活有着太多的无奈。现代的女性不再是女神,也不要做女奴,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是真实的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人生幸福的精神支撑

人对幸福的追求需要内在精神动力,这种动力来于人对自我发展本身的自觉,来自人对生命价值与人生目标清醒的自我意识,来自人对探索与认识世界的冲动与觉悟。只有当人对世界的探索及自身的发展具有理性自觉的时候,才会产生强大的发展需求和发展动力,才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幸福做出不懈的努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贯穿在人类认识、协调、利用自然的科学技术活动与人类探索人世、处理人世的人文活动过程中的精神实质,它们唤起人追求幸福的欲望和需求,激发起人追求幸福的动机和动力,支配和支撑着人的终身发展。

葛洪与辞赋——以其创作中的辞赋化倾向为中心

葛洪在我国文学史、宗教和哲学史、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均有着独特地位。对于葛洪与辞赋的关系,目前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较少论及。本文试从葛洪的辞赋观和他在其子书《抱朴子》创作上表现出的辞赋化倾向两个层面,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