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马克思书房的窗前看技术变革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马克思把技术变革放在了首要位置。其实,这不过是马克思对机器问题进行长期考察的理论成果之一。马克思的探索主要聚焦于机器的社会影响,即工人的被解雇以及工作环境的普遍恶化等问题。此外他也研究了机器与经济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后期研究中,他还涉及机器的历史发展并对科技设备的运行产生了兴趣,而且他还把农业纳入技术考察的视线之内。马克思实现了对技术变革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之重要性的详细分析,并强调了革命的影响、机械工程的关键作用以及建立一个"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之于劳动力解放的重要意义。当然他偶尔也会提及技术变革的破坏性力量。

有关摩尼教开教回鹘的一件新史料

本文通过对1981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发现的一件回鹘文写本的解读,揭示其作为摩尼教史料的价值,藉此摩尼教在漠北回鹘汗国开教的早期过程、漠北与西域的关联等方面获得了新的线索。

马克思论技术变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考察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组织编辑过程中发现,《资本论》的各个版本中马克思的某些说法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他总是会寻找新的资源方法来解决他在分析中所遇到的问题,这已为那些占了他思想遗产的很大一部分的未发表的文献资料所证明。关于技术变革,马克思开始关注的是机器的社会效应,即工人的失业和工作环境的普遍恶化,也考察了机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后又考察了机器的发展史,并对技术设备如何运行产生了兴趣;他还将农业纳入考察范围,探究了自然科学的各种发现对于土壤栽培和家畜育种的改良作用。此外,他还沉浸在对地质学、化学和数学的广泛研究之中。马克思的这种开放性研究有时也会偏离他最初关注的问题和主题,发现新的研究领域。这或许可以从他在1850年代早期和1870年代所做的摘录笔记中看出来。

一杯凉水——黑水城出土突厥语景教文献

新近得到的突厥语景教文献计有10页,出自黑水城,有些内容可以破译,有些仍模糊不清。可破译的部分,通过与敦煌汉语景教写本、《箴言》、《马太福音》等基督教经典进行比较,可见几乎所有可以辨识出来的内容都与布施或得到布施有关。该写本的发现,证明在黑水城一带曾经存在使用突厥语文本的信仰基督教的团体,写本内容虽然仅有部分被破解,其价值却不可低估,至少对黑水城遗址出土的突厥语景教文献的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康德遗著——遗世手稿、康德的工作方式和遗稿新编

康德的《遗著》包含着康德的从自然的理性形而上学向经验科学过渡的未完成的哲学计划,《康德全集》中原有的非批判的版本存在着诸多欠缺,因此新的版面采用发生学的结构分析,通过对康德的工作方式的考察,重现了康德的凌乱而又被密集书写的手稿上的文字产生的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康德对这一问题的整个思考过程。

突厥语的体动占卜书

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基础,释读三件古突厥语体动占卜书,以补充1907/1908年古典学家第尔斯关于东西方体动占卜术比较研究在古代突厥回鹘文献上的缺失。并通过释读拓展古代突厥语在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语汇。搜求到的奥斯曼土耳其语体动文献在多国的公私收藏情况,可以补充第尔斯书所缺。附带考释的是两件吐鲁番民俗信仰写本,以揭示中原汉文化的术法体系为中亚回鹘人所承用的事实。

突厥地名札记

对德藏吐鲁番出土突厥语写本T II Y 58的解读表明,其中涉及古代高昌地区的重要地名,部分为古突厥语、梵语双语表达而梵语词以婆罗谜字母书写,是这段文字的特殊之处,如Daśahaihura/On Uyγu“r十姓回鹘”。相当于汉语地名“高昌”的地名,文书中也有古突厥语和梵语两种形式:Secuvadeśaśrinagara/Qočo,前者的Secuva仍可以追踪其汉语来源。对应于汉语地名柳中城的突厥语Lükčüng Balïq,前半音译自汉语,突厥语tallïγotruγ在语义“柳之洲”上与汉语原型柳中有所迁移,暗示当时一地可能存在多语、多种形式的地名。

柏孜克里克新出三件回鹘文《金光明经》残片

本文刊布1980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三件回鹘文《金光明经》残片。由吐鲁番学研究院（负责人李肖）、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和梅村坦负责的日本研究小组共同组织的一项致力于研究刊布吐鲁番博物馆所藏柏孜克里克新出非汉文文献研究整理项目使得笔者有机会接触和研究柏孜克里克新出文献。在此特向该项目组织单位表示感谢。

寻找马克思1851年《经济学》的说明书

1850年,马克思重新开始了《经济学》写作计划。这项计划始于1844年,后因1848—1849年革命而中断。马克思坚信自己很快就能完成《经济学》,于是开始寻找出版社。我们从马克思与他人的通信中了解到,存在一份马克思撰写的说明书,用于寻找出版社,内容涉及计划中的《经济学》一书的概述。这份说明书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也几乎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第一部分再现了马克思写作《经济学》以及寻找出版社的过程,第二部分梳理了有关说明书的研究现状,第三部分讨论了说明书可能存放的地点和寻找方向,并介绍了作者本人的相关研究。

未完成的经典：马克思和其他社会科学经典作家的编辑语文学现状

文章提出了今天应当如何理解经典(或经典作家)的问题,回溯了黑格尔、马克斯·韦伯、尼采、雅各布·布克哈特等人的著作编辑史,把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编辑置于这一背景之下来理解;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手稿为例,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版本的特点,并论述了MEGA2第四部分即笔记和摘录卷的学术价值;最后论述了自己对什么是经典(或经典作家)这一问题的理解。

在尊严与多元主义之间:黑格尔哲学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与限度

黑格尔哲学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对黑格尔的哲学研究不仅要杜绝历史性视角与体系性视角的分离,而且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将其归类到某个哲学范式,而是必须对黑格尔思想进行体系性批判。这就意味着,黑格尔研究自身要求我们一方面指出它在当今世界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要合理指出它的限度。本文探讨的主题“人类尊严作为普遍原则与多元主义的规范观念之间的张力”如何与黑格尔的实践哲学相关,就正是对以上思路的践行与尝试。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阐明一种“厚”的伦理原则,将尊严的普遍性要求与世俗社会背景下的多元主义结合起来,指出这种“综合性”所指向的正是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其次,借助于西普的研究,指明了在思考“尊严与多元主义”问题中所彰显出来的黑格尔哲学中依然活着的部分,以及或许已经死去的部分;最后,总结性地指出黑格尔对客观精神的构想在当代仍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要以澄清其限度作为前提。

维扎尔与钵息德——阿拉伯语和汉语文献中的两个粟特地名

阿拉伯语和汉语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世纪早期粟特人定居点的大部分信息。然而,其中记录的地理注释往往含糊不清。数量稀少的粟特语文献在厘清这些问题上也作用有限。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大城市,在中世纪乃至以后仍然是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广为人知。与之相对,规模较小的定居点的地名经常被当地人或邻近区域的居民遗忘,后来又被重新命名。这就为我们比定考古遗址和历史文献中的古代地名造成了困难。本文探讨的对象就是阿拉伯语和汉语文献中的两个古代地名。

作者马克思与编者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第3卷的不同观点

《资本论》第3卷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它是考察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关系的重要文本。根据MEGA2所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一方面,恩格斯尽可能地保持了马克思手稿的原貌,不做改动;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马克思的手稿,例如对马克思简单叙述的地方进行详细清晰地论述、统一符号、增写导论等等。对于恩格斯编辑马克思手稿的考察并不涉及恩格斯是否歪曲了马克思,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恩格斯在编辑工作中并没有任意而为。毋宁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恩格斯的编辑方式是否是《资本论》第3卷唯一的编辑方式。

整体性的马克思: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新构想与完成

2017年,格哈尔特·胡布曼博士接受了德国刊物《循环：社会学理论和历史年鉴》的专访。在本访谈中,胡布曼博士一方面介绍了MEGA的出版历史、MEGA与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和各种版本的差别、MEGA的国际性特征和国际性影响等;另一方面,他介绍了MEGA编辑出版工作的最新成果,如已经完成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笔记等,并对MEGA第3、4部分未来的电子化出版方案作了详细说明。

对《资本论》的新认识——写在MEGA^2第2部分结束之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2部分即"《资本论》及准备稿"部分于2012年8月编辑出版最后一个分卷,本文以此为契机,全面总结了MEGA2第2部分把马克思恩格斯同《资本论》相关的全部手稿发表为人们带来的对《资本论》的新认识。文章"背景介绍"部分谈到MEGA2发表的新文献正在改变人们对马克思和《资本论》的看法;第2部分以《资本论》各卷为单位介绍了MEGA2发表的新文献的数量和规模;第3部分阐述了MEGA2发表的新文献在13个方面改变了人们的认识,指出《资本论》是未完成的体系,《资本论》创作史是艰难曲折的过程,MEGA2已经成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科学研究的最真实可靠的文本依据。

马克思论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社会物质变换的逐渐破坏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就持续关注和研究掠夺性使用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对社会物质变换的逐渐破坏问题。1868—1881年,马克思在深入研究经济学的同时,阅读、摘录了大量有关文献并写下了若干札记。本文基于马克思的阅读领域和他所使用的资料,指出了马克思研究这一问题的方向,分析了这些研究对于《资本论》的写作已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中发表的文本有限,因而,以此为基础得出的对马克思生态学研究的认识并不准确。本文通过列举的大量新材料可以证明,生态学思考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考茨基父子和马列主义研究院的《资本论》普及本及其他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和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3卷的普及版。这两种版本的编辑历史,应该从国际范围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特别是《资本论》出版的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出发加以考察。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联共(布)两大主要政治势力来说,包括《资本论》第3卷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是一项重大的党内事务。独立的第三方出版者,如博尔夏特也致力于出版一种精心编排的《资本论》普及本。这一时期出版的《资本论》各普及版本往往成为意识形态论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六册计划”再认识

本文从作者多年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的具体实践和工作经验出发,使用了近些年问世的MEGA2卷次中新发表的文献材料,对马克思的"六册计划"提出了新的见解。本文通过论证指出,"六册计划"并不是马克思创作经济学著作的最终构想,不具备足够充分的事实依据,马克思也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这一计划。作者认为,"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为了给自己的著作找到德国出版商而在私人书信中提出的一种策略手段。他并未改变《资本论》第1册的创作计划,而是前后一致地将其付诸实施。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全集——政治意识形态纲领抑或编辑学要求

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全集这个原则决定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形成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议,有人主张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全集,甚至批判共同的全集纯粹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本文以一篇批判性评论作导引,用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文献资料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持久而深入的合作所具备的特殊情况和前提,并进一步从基本原则、创作阶段的区分、编辑原则的灵活性、作者授权的问题、作者身份确定的问题和对注释索引的特定要求六个方面探讨接受这一原则决定的重要前提,认为编辑共同的全集不仅可行,而且是有根据的。

MEGA^2第2部分第4卷第3册中的马克思1867—1868年《资本论》第2册和第3册手稿(下)

本文详细介绍了MEGA2第2部分第4卷第3册正文部分和资料部分的编辑工作,阐述了该卷次中马克思《资本论》第2册及第3册手稿的日期确定、创作构想、概念使用、方法论等问题。作者认为,本卷次为《资本论》研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新文献,并为分析马克思的阅读领域与研究思路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