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诗酒文化——以徐元文《斗酒诗》所载的清初“北五省”名酒为例

昆山大儒徐元文应长兄徐乾学之命而作的《斗酒诗》,以七绝组诗的形式评论了在长兄家中聚会时品尝的各类名酒,兼具文学与史学价值:它既还原了明清士人阶层"诗酒之会"的场景,又保留了为时人所钟爱的多达三十种酒的名目、产地、外观、口感、原料、酿法、口碑以及相关典故等形形色色的信息,称得上是一篇研究古代酒史的重要文献。现以徐元文笔下产自"北五省"的蓟酒、沧酒、潞酒、墨露和桑落酒为例,结合其他传世诗文,讨论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诗酒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典故。

“嘉禾”符瑞对中古时期政治的影响研究——以刘宋元嘉二年颍川“嘉禾”为例

刘宋元嘉二年,宋文帝登基之初,颍川太守垣苗奏报"嘉禾"符瑞,寓意天下一统。此后,宋文帝以此为借口大举整军备武,一举攻灭谢晦,夺取国家大权。根据事件发展的进程与事件中人物情况分析,竟发现"嘉禾"符瑞的发生似乎是垣苗在宋文帝的授意之下谎奏的,符瑞被当作影响国家政治的工具。此事件凸显了中古时期符瑞与国家政治的密切关系。

梁山泊“八百里”之说辨正

梁山泊方圆"八百里"之说因《水浒》的流传而举世皆知;但是,事实上该说法既不见载于宋元地理志书,亦非古代小说家的原创,而是由从《涑水记闻》到《事文类聚》等五本宋人笔记对一则材料的不断传抄讹变而来。现利用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先还原文本讹变的发生过程并分析其原因,再针对该则材料中两个要素的历史背景——即熙宁时人对《农田水利利害条约》的评价,与王安石、刘攽二人的交恶——进行考证与讨论,最后指出:"八百里"之说绝不可作为开展历史地理研究时的依据。

末代骑士的抗争及其失败——对斯特莱切《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的一次细读

利顿·斯特莱切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传记作家之一,出版于1928年的《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一部悲剧性的历史》作为其代表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作为主人公的埃塞克斯出身高贵,是"被吞没的古老阶级最后一名代表",坚持以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对待君主、朋友和政敌,但他身处英国宗教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而不自知,饱受"末代骑士"与"女王廷臣"二重身份的折磨并最终走向毁灭。通过埃塞克斯的人生悲剧,小说描绘了"一个被摒弃的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痛苦"。

民国前期北京皇城城墙拆毁研究(1915-1930)

北京皇城城墙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作为明清北京四重城中皇城的边界,直到民国成立时仍基本保存完好。1915—1924年间,京都市政公所为改善北京城交通,在皇墙上开辟大量豁口,并增加门洞,修建穿墙道路。1921年3月,市政公所为节省经费,创议"拆取皇墙旧砖,用于大明濠排水渠整修工程"。同年6月起至1927年,市政公所和内务部组织拆卖了8公里以上的皇墙,所得砖瓦除用来修建大明濠外,还被大量拨给政府机关或高官倒卖牟利。颜惠庆两次组阁期间,曾下令市政公所中止拆墙取砖行为,但随着其失势,该禁令也失去效力。在舆论压力下,1927年8月至9月,国务院总理潘复派专员查办"拆卖京师皇城事件",却因案情复杂、牵涉范围过广而未能公布完整的调查结果。何其巩担任北平市长期间(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结合"北平文化游历区"的建设,力阻工务局局长华南圭的拆墙主张,对皇墙进行了有力保护;但在其离任后,1929年9月至1930年底,工务局又将剩余皇墙部分拆毁、取砖,以完成大明濠的整修。此时,原周长约13公里的皇墙,只留下不足2公里的一小段。皇墙的被毁,与北京城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当局的市政建设理念存在密切关系,即"保存遗迹的愿望作为对帝国遗迹的炫耀,必须让位于市民公共利益的需要"。

从薄伽丘和布鲁尼笔下的但丁形象差异看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转型

为同时代非凡人物撰写传记的文学传统,是由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们开创的。其中,薄伽丘和布鲁尼曾先后为但丁立传,但二人笔下的但丁形象截然不同。首先,在文体方面,前者作为文学家和但丁研究专家,与后者作为致力于复兴古典史学的历史学家的写作风格迥异;其次,在取材与视角方面,二人对传主生平大事与成就的描述、刻画也存在巨大差异。本质上,这种差异反映了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向市民人文主义的过渡和转型,即从薄伽丘时代的“树立新人榜样,用文化改造人性”,转向布鲁尼时代的“鼓励公民参与,为共和国服务,为公共的善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