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规范的历史性问题——基于马克思“三种社会形态论”的思考

在马克思“三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视野中,伦理规范的“非历史性”产生于特定社会历史结构再生产的内在需要。伦理规范“历史性”变易的深层动力源于再生产之于特定社会结构的辩证性质。伦理规范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是本质与表象、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伦理规范的历史性理解与虚无主义不存在必然关联。从后思索地看,特定社会形态的发展趋势,能够生成出或合理抽象出“超历史性”的伦理规范,从而为构建批判性、引导性的伦理规范提供可能。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伦理规范具有基于历史性定在并超出“这个定在”的特定超越性和历史普遍性。

康德遗著——遗世手稿、康德的工作方式和遗稿新编

康德的《遗著》包含着康德的从自然的理性形而上学向经验科学过渡的未完成的哲学计划,《康德全集》中原有的非批判的版本存在着诸多欠缺,因此新的版面采用发生学的结构分析,通过对康德的工作方式的考察,重现了康德的凌乱而又被密集书写的手稿上的文字产生的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康德对这一问题的整个思考过程。

重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交往形式概念的作用和意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与生产力概念对举使用的主要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交往形式这三个概念,但是在这里交往形式相较于其它概念具有解释历史和社会的优越性,这个概念发挥着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生产关系的作用,这主要有三点原因:(1)从内涵上看,优先使用交往形式解释历史和社会在于这个概念符合当时马克思对近代社会本质的认识;(2)从理论定位来说,社会关系与交往形式相比,哲学化的社会关系带有的抽象性,使它很难进入现实的历史语境;(3)生产关系与交往形式相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它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经济性关系,从这种单纯的经济性关系出发很难推导出历史和社会的精神性内容。

心性主体与中华民族精神

与古希腊哲学家的认识论起源于智慧不一样,中国儒家特别是孟子认为认识起源于人心,因而具有自然的认知能力和公平的伦理品质;通过"尽心知性以至于命",塑造出中华民族精神的伦理特性。由于"心性"不同于"反思的思想"和"爱智慧"的"逻各斯"式的价值中立,所以体现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是"性善论"的社会哲学,以与人为善和推己及人的社会伦理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向心力,无论是以"大丈夫"还是以"风流名士"的形式展现在不同的历史舞台上,其稳固的精神特性都保持着"良知良能"的"赤子之心"和为心相知的生命本性。如果希腊民族精神是"爱智慧"的哲学,那么中华民族精神就是自然而公平的"心性";西方民族遵循"我思故我在"的客观规律,而中华民族则以个体的"吾心""相印"成为"宇宙之心",凝聚为"天下为公"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猫论”中的儒家“德治”思想

"猫论"是人们对于邓小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一种比喻性说法,其基础在于中国老百姓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德治"则是孔子从北辰星运行的天体自然现象中归纳出的"为政"思想。联系到西方现象学本质共生于现象的思想方法,"猫论"的政治哲理意义应深化为"抓耗子"的客观实现价值而非呈现于观察者对于"白黑毛色"假象的主观判断。"猫论"和"德治"所蕴含的人文理性和自然正义是理解中国社会治理传统和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两个独特视角。

论美的概念

与舒适不同,美的感受与被给予印象之间具有恒久性,对美的判断所追求的是无前提性,因此,美只能被理解为思想。但是,思想本身所具有的有效性,无法直接给出一种特殊的、外在于思想的实存。因而,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美的思想与存在者即美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由此最终实现美的思想与美的质料之间的和解,这就是真正至高无上的美,也就是存在者与有所感受的精神之生动自由的思想之间所达成的和解。

承认理论视域下的劳动解放:论霍耐特建构劳动的道德规范

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中,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长期以来都被边缘化。对此,霍耐特强调不应抛弃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并对其进行批判性重构。基于劳动解放的道德逻辑,霍耐特以“承认”为核心范式重新阐释了劳动蕴含解放潜能的方式。在承认理论的视角下,霍耐特确立了劳动解放的两个不同维度,分别同劳动者的自重与自尊相联系。在劳动解放尚未实现的今天,霍耐特的贡献在于构建了劳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为劳动解放奠定道德基石。但由于霍耐特固守承认一元论,试图用道德分析视角取代阶级分析视角,其为劳动构建的道德规范难以具有推动劳动解放的实践效力。唯有加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劳动解放才能实现。

柏林论辩:天下制度的存在论论证及疑问

2019年11月4日,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举办关于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德文版(Suhrkamp出版社)的讨论会,H.费格(Hans Feger)教授主持,约定赵汀阳对每个发言人的问题做出回应。讨论涉及天下体系的基本原则和逻辑基础、应然与实然、平等和民主、人权和义务、博弈论应用等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选取了发言人的部分论点以及赵汀阳的回应。本文作者包括: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H.费格(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S.戈思帕(Stefan Gosepath,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Roger Ames,北京大学教授);R.韦伯,(Ralph Weber,巴塞尔大学教授);孙向晨(复旦大学教授);L.缪勒(Luise Müller,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教授);W.范库和(Walter Pfannkuche,卡塞尔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G.帕克斯(Graham Parkes,维也纳大学教授);C.纽豪泽尔(Christian Neuh?user,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教授);R.西利凯特斯(Robin Celikates,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在此感谢作者们提供了文本,同时感谢P.布伦诺齐(Philippe Brunozzi,卡塞尔大学教授)和H.哈恩(Henning Hahn,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组织了会议并收集了论文。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方左翼思想界对资本主义作出全面批判:就经济方面而言,新自由主义的利润导向和私有化趋势导致抗疫失败,并因此加剧了金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危机;就政治方面而言,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责任相悖离的制度矛盾导致疫情中政府职能缺位和对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放任;就社会方面而言,疫情加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批判的阶级分化与剥削,并激化了结构性种族不平等与社会撕裂;就生态方面而言,疫情映射出全球资本主义增殖体系造成的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断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流行病危机与生态危机相互交织。西方左翼思想界将此次疫情视做批判和替代资本主义、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契机,呼吁开展社会变革,朝一个平等、共享、团结、绿色的社会主义共同体迈进。

法律的道德性与尊重法律——康德的政治改良主义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20世纪中叶新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论战的焦点之一。作为自然法学说的代表人物,康德给出了不同于论战双方的答案,即在主张法律的正当性在于其道德基础的同时,绝对禁止公民对不正当的法律的积极抵抗权。这两个主张的统一即指向了政治改良主义,而康德在其著作之中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改良方案,居于这一方案的核心的是公共性概念,而这一方案的施行则最终取决于人的自我启蒙。

《感觉的人类学》节选

导言"从哲学视角处理感觉问题并非当今哲学事业的兴趣所在。"(1)并不以恪守德国哲学传统为己任的犹太哲学家赫尔穆特·普勒斯纳(HelmuthPlessner)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感觉的人类学》一文中写下如上文字时,距离舍勒纲领性的哲学人类学著作《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出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

劳动:一个现代概念的简史

文章认为,从洛克、斯密到黑格尔、马克思,劳动概念普遍被还原为制造和生产,并被赋予改造客体的特征。这种劳动概念带来的问题是,对社会再生产同样不可或缺的各种服务活动都因其非生产性而不被视为劳动。在这种理论背景下,20世纪的现代史可以被视为一部关于“劳动”的含义的斗争史。在回顾这段历史之后,文章提出应该认识到必须扩展劳动概念,以便将除生产之外的其他社会必要活动纳入其中。据此,以生产有用物品为目的的加工活动,以照护、咨询和教学为目的的互动活动,以计算、分析、处理社会和经济进程管理的数据为目的的符号操作活动,都应被视为社会必要劳动。然而,劳动概念的扩展也面临着将纯粹的私人活动纳入其中的风险,因此应由社会共同体成员基于其共享的价值理念做出判定。

苏轼策论中的“君子”人格与儒家政治情怀

苏轼的策论是中国文人政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他以旷世罕见的"大文豪"身份参与了北宋中高层的政治活动,与新旧两党均有交集,其对中国文人政治的反思俱见于其大量的策论之中,而"君子"又是其策论中的重要议题。秉持儒家仁义为本的政治德性,苏轼的"君子"议题既反映了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中的"身份政治",也折射出他对儒家人性教化与科举制度关联性的思考。通过苏轼策论中的这一议题,我们可以重新评价儒家"君子"人格所展现的主体性、普遍性和创新性在社会治理和制度稳定方面的特殊意义。本文主张,通过苏轼"君子"议题的提示,儒家政治德性中的"仁智勇"三达德可以再细分为"仁"与"智勇"两类德性,以"仁"为主体性、基础性的人文德性,以"智勇"为客体性、运用性的制度德性,由它们共同构成评价中国文人政治的基本要素。

论哈德逊河画派的审美理想

哈德逊河画派作为美国第一个独立画派,其画作除了具有鲜明的自然荒野风格,更是寄托了画家们浓烈的审美追求,而这却常遭忽略。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对该画派创作构思进行美学剖析,从意象、色彩、构图等方面发掘画家们的审美态度,探讨其在审美理想与现实工业生产间的折中选择,以期从审美角度重审该画派的艺术贡献。

神性的入世与两难:美国清教对爱默生美学的影响

爱默生美学作为美国清教世俗化运动的有机部分,具有强烈的尘世功利色彩,符合现代社会重科技理性、重经济发展的主流,其间隐现着对美国清教入世观念的继承。在继承中,他也发现了现代理性主义下的物化局限所带来的信仰危机,试图用灵魂神性予以拯救,在物性有限中展现心灵的无限性。然而,爱默生的这一思路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审美经验与灵魂顿悟共同存于爱默生的美学观中,使其美学呈现矛盾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