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检察机关档案队伍建设现状与对策--以株洲市检察机关为例

为剖析《档案法》修订通过背景下的检察档案队伍建设现状,加强检察档案工作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笔者调研了株洲市检察院机关2015年来的档案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发现株洲市检察机关在档案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仍然存在档案人才培育投入不足、人员结构不尽合理、档案人员上升通道收窄等不足,需要结合司法体制政革、检察改革和《档案法》施行等机遇,推进检察档案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检察机关相关问题探析——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为视角

量刑规范化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任务,其改革成败关乎刑事法治能否顺利实现以及量刑公正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的制度设计之一,有其存在的法理、法律依据以及价值内涵。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充分、得当与否,也在一定程度决定着量刑规范化改革"触角"的深浅,但是量刑建议作为人民检察院公诉权延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合法律性遭质疑、说理不足、标准不明确、配套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需要不断健全与完善。

诉讼案件电子案卷归档管理方法探析——以湖南省检察系统为例

1研究背景1．1系统介绍《“十二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检察信息化，研发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软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以此为契机，主导研发了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以下简称“业务系统”），并于2013年底在全国推行使用。各级检察机关以该系统为支撑，实现了全程网上办案、网上流转、网上审批、网上监督。

加强和改进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领导的思考

加强和改进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 ,就是要在人事、案件、经费等方面加强管理 ,改变权力过分分散的现状。

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检讨与改进

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体外监督、专业监督和实质监督的特征,但是,体外监督具有体内化表现、专业监督具有大众化倾向、实质监督具有形式化倾向。这些表现和倾向都会影响到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监督实效,影响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实现,因此,有必要从该制度的制定主体、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程序与保障等方面进行改进。

二元法益观新论——以利益与法律的关系为视角

二元法益观以法益发生的流程与环节为视角证明了以下几点:法益的基本要素——利益要素与规范要素,法益的基本性质——法益的利益性质与法益的规范性质,法益的基体类型——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法益的基本标准——法益判断基准的社会客观性与法益的可侵害性,刑法法益概念的实质——基于国民普遍认可的利益具有可侵害性,法律通过对侵害行为的禁止性规定来保护利益的目的与方式之结合。这一新法益观推导出实质违法性乃在于满足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利益侵害性与行为规范违反性,行为不具有行为规范违反性时,则利益侵害不归责于禁止行为而不具有实质违法性。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犯罪对象析疑

组织乞讨罪中的残疾人,应当包括完全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完全行为能力人。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既包括不满1岁的婴儿,也包括1岁以上不满6岁的儿童。残疾人和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本罪的犯罪对象不应当受到受害人数的限制。立法上有必要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涵括进本罪的对象范围。

渎职罪中剥夺公职资格刑之提倡

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罪的刑罚仅限于自由刑,而没有资格刑的相关规定。在渎职罪中规定剥夺公职资格刑,不仅是我国法制史的传统,也顺应了世界潮流。在刑法中应当规定剥夺公职资格的相关刑罚,才能够更有效地防止渎职行为的发生。

三阶层体系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在当下刑法学界关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论争中,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因其富有层次感和逻辑性的构造深受追捧。但其能否成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重构的基石和核心,亟待司法实践的检验。

论虚假诉讼行为的定罪

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用两个条款规定了虚假诉讼行为。当务之急是对民诉法修正案的两个相关条款作出司法解释,以规范惩治虚假诉讼犯罪的司法实践,结束同事不同罚的混乱局面。目前应当适用刑法第307条和第313条分别以帮助伪造证据罪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来对虚假诉讼行为定罪量刑,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主观方面探究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存在两种间接故意的罪过形式:当行为人对被组织者是残疾人或者儿童的事实并无明确认识时,属于间接故意;当行为人明知被组织者是残疾人或者儿童,行为人没有希望而只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也属于间接故意。除直接故意之外,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还存在间接故意的罪过形式。另外,作为一种间接故意犯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人存在非法牟利的目的。

论民法视野下放射性废物侵权行为的独特性

在大力发展核电的今天,不可避免的放射性废物侵权事件层出不穷,在追究其环境侵权的同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亦属必要。站在民事法律的角度分析放射性废物的侵权行为,可以发现放射性废物的认定标准具有客观性、处分行为具有规范性、侵权行为方式具有特殊性、法律适用的竞合性和其责任承担的数额具有有限性,这些特性为我们具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将提供必要的专业帮助。

现代化进程中民工犯罪频发之原因探究

在国家全面实现代化的进程中，民工犯罪频发，其原因不在于民工本身的素质低，而在于片面的现代化。即地域发展差异，主体发展差异导致了民工的生存环境恶化，从而增加了民工犯罪的几率。

原因自由行为下正当化前提事实错误之处理

原因自由行为下正当化前提事实错误属于认识错误的一种,它应该定性为事实错误;对它的处理一般是排除故意的成立,如果刑法有规定过失犯罪的,以过失犯罪论处;在原因行为前便发生认识错误的,如何处理需要结合案情具体讨论。

环境侵害排除的构成要件及判定——以比较法的借鉴为视角

环境侵害排除请求权从民法上被归属于不同的领域,分属于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形成两种不同的立法和实践模式。不同的立法模式影响着环境侵害排除的司法处理方式。环境侵害排除构成要件基于排除侵害请求的提出和满足两个阶段的不同而有环境侵害排除责任构成要件和环境侵害排除请求权构成要件之分,其中请求权构成要件是恒定要素的组合,而责任要件包括"不合理性"要素群。法院要作出判决,核心是要对"不合理性"要素群进行利益衡量。利益衡量之规则主要包括权利位阶规则、公共利益规则、经济利益规则和社会伦理规则;利益衡量多采用调和性的侵害排除的方式。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称《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罪名自颁布实施两年多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罪的理解见仁见智,导致适用的不统一。该罪的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联系与区别、共同犯罪如何认定等问题都亟待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明确,以利于刑法规范作用的有效发挥,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论农民工职业病权益的法律保障——两个案例的展开

农民工是生产建设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做着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却拿着最低的工资、过着最艰苦的生活,甚至连享受最基本的职业安全保障也极其困难。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在患上职业病后,其相应的合法权益仍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和应有的保障,如农民工对职业病不甚了解,相应的法律意识淡薄,为自身职业病维权埋下了隐患;用人单位社会责任感缺失,不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民工职业病维权设置了障碍;职业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有些规定不尽科学、合理,为劳动者职业病维权设定了诸多不利条件……这些都可以从张海超"开胸验肺"及钟家泉等100多名农民工"尘肺病维权"事件中窥见一二。

论法院调解书再审之完善

当前的法院调解书再审司法监督主体缺失,事由简略,既不符合法院调解书性质的内在需求,也难以满足法院调解复兴的客观需要,有必要依据"查明事实,分清事非"的标准,遵循合法原则,对其加以相应的完善,进而为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提供坚实的基础。

普世价值观引导下的中西法律文化融合

中西方在家庭伦理观念、人际交往方式、人权自由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法律没有能力创造文化中没有的东西,它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相联系。文化的多元性必然产生法律的多元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吸取何种西方文明,确切的答案是:在冲突与融合之后,以普世文明的胸怀,重建中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