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理工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桂林理工大学为例

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地方理工院校弯道超车必由之路。关键在于探索一条符合地方理工院校实际的人文素质教育实践路径。为改变长期以来地方理工院校文史哲艺学科建设水平不高,人文素质教育资源匮乏。有必要转变工作思路,大胆顶层设计,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优化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打造人文素质教育实践教学平台等全方位、全过程的探索实践,稳步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

历史虚无主义的回潮给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敲响警钟

在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其哲学基础,适应敌对势力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泛起的一股政治思潮。高校更容易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侵袭。历史虚无主义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缺失、思想混乱,质疑党的执政的合理、合法性,质疑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影响高校乃至社会稳定。传统文化断裂,高等教育功利化,人文学科不受重视,学术研究短视化,历史评价情绪化,为历史虚无主义蛊惑大学生提供了机会。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增强其"免疫力",是当务之急。

虚实之间:理工院校大学语文的定位及方向

理工院校大学语文教学容易受功利主义干扰,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素养和说写能力不足问题,容易将“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混为一谈。其实大学语文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高深学问,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兼具务虚性和实用性。理工院校应确立以立德树人为经、以提升说写能力为纬的授课体例,以目标为导向建立学习任务,以任务驱动教学活动,制订高标准、重过程、讲实效、有温度、可操作的课程考核方式,构建教学共同体,尝试模块化教学,以此春风化雨,并育德才,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坚实基础。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坚持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强化课程的工具性功能,兼顾教学产出导向,是理工院校大学语文的定位和方向。

视唱练耳在高校音乐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人们对于教育事业的注重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在高校教育中的音乐素质教育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通过音乐素质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音乐鉴赏能力、音乐感受能力、音乐审美能力,其中视唱练耳课程融入到音乐素质教育中能够提高音乐素质教育的成效。因此,本文将着重阐述视唱练耳在高校音乐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切实促进该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为关心此专业的教师提供参考和借鉴,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和完善。

广西理工科院校国学教育的理性探究与现实改革

近年来,我国国学教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各高校纷纷成立国学研究院所,重视国学教育,由于历史原因,与国内综合性、师范性高校相比,广西理工科院校的国学教育普遍存在着课程体系不完善、师资力量不足、图书资料匮乏等等问题。文章主要分析了广西理工科院校国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探讨了广西理工科院校国学教育的内涵、课程体系构建和提升国学教育的路径。

提高地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成效之思考

地方高校作为高校的主体,学生总量占比90%以上,是意识形态前沿阵地战中的核心。地方高校虽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工作成效有待提高。文章针对当前现状就如何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成效从顶层设计、队伍建设、构建课程体系、课堂教学改革以及阵地建设等五个方面作了一些探索性思考。

唐宋时期寓桂文人对桂林风俗的印象与影响

唐宋时期,桂林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日益重要,隋唐时为桂州始安郡;宋代“静江属县,半抵瑶峒”[1],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升桂林为静江府,成为岭南名城。度岭南来文人仕宦,如唐代的褚遂良、张九龄、李商隐、李渤、刘恂,宋代的曾布、王正功、张孝祥、范成大、周去非、陶弼等,或任职桂林,或在桂林暂驻,他们多是著名的学者、文人,在桂林期间,或赋诗,或著文,记录下了桂林世居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习俗;同时积极为政,发展文教,对桂林的风俗流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农”短视频的发展现状及演进路径

“三农”短视频以农业、农村、农民为表现内容,主要有乡村本色类、娱乐搞笑类、电商引流类、产业扶持类四种类型。“三农”短视频以宁静唯美的田园画风、朴实无华的农家生活、积极向上的农民状态吸引用户,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带来切实可观的经济收益,创作者由单打独斗转向团队协作。

以学习结果评价为导向的评价改革探析

学习结果评价在西方高等教育的探索发展已近半个世纪,开展学习结果评价改革对于我国当前建设教育强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高校作为教育质量自我评估的主体,应以学生为中心,积极探索以结果评价导向的评价路径。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路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5年),使用Logit模型从微观视角验证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并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看,采用自评健康、健康影响工作和生活频繁程度以及心情抑郁或沮丧频繁程度三种方式度量居民健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用互联网居民的健康水平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分别高出1.370倍、1.420倍和1.200倍;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交频繁程度、读书、看报纸、看杂志频繁程度以及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

“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下高校团支部建设质量提升路径探究

当前高校共青团处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和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之中,在“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普遍实施的背景下,高校团支部如何借助“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更好地开展高校团支部工作、提高团支部工作效率、提升团支部工作活力,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基于“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提升高校团支部活力,就需要我们科学统筹活动分类方法,系统设计活动学分体系,有效搭建网络工作平台,强化活动流程监管力度。

地方高校一流课程建设内涵之辨析

国家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出台以后,地方高校积极应对,但在思想认识上对一流课程的建设目的及其内涵“两性一度”的理解等均存在一定偏差,这将严重影响一流课程建设实效。本文立足地方高校,对照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尝试从不同层面对一流课程的本质内涵进行一些梳理和分析,以期引起大家更加深入的思考。

卫宣姜并非红颜祸水

鉴于卫宣姜改嫁卫宣公、昭伯上烝宣姜是齐卫两国政治媾和的结果,卫宣姜谗杀卫太子伋、卫宣姜少子朔趁机夺取君位符合我国古代宫廷争斗的套路,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是狄人攻破卫国的主要原因。卫宣姜儿女中不肖子、昏庸之君(卫惠公)所占比例小,而社稷之主(卫文公)和巾帼英雄(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所占比例大为客观事实。最终得出"卫宣姜并非红颜祸水"的结论。

论《诗经·陈风》创作及编选意图

《诗经·陈风》为何只收十首诗,是个值得考究的问题。诗人希望通过它们反映陈国社会变迁,编选者则希望通过它们"微言大义":《宛丘》《东门之枌》两首诗,讲陈国巫觋歌舞盛行,说到底是"乱自上作";《东门之杨》《东门之池》两首诗,讲巫觋歌舞对陈国民众婚姻及婚恋观的冲击;《月出》《株林》《泽陂》三首诗,讲陈灵公君臣为纵欲之风推波助澜,于是陈地"淫声放荡,无所畏忌",国运萎靡不振;《衡门》《墓门》《防有鹊巢》三首诗,讲陈国因狷介者的有所不为,忠臣志士的忧国忧民,得以在大国夹缝中苟延残喘。

乡贤祭祀的空间转移与权力博弈

乡贤是我国传统社会基层组织中的中坚力量。"乡贤"与"乡老""乡大夫""乡先生""乡绅"等称谓所扮之社会角色有交集。先贤祭祀不仅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交融,也有由学校到社再回归学校的空间转移。乡贤与名宦分祠及乡贤祭祀的制度化在明代最终得以实现,主要是因为将乡贤祭祀纳入政治管控,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及君主集权的加强,因而得到明王朝的大力支持。当乡贤祭祀由民间自发性质演变为政府主导的行为,入主乡贤祠也就成了众人眼中的"香饽饽",乡贤祠最终沦为世家大族尔虞我诈的名利场。只要入祭乡贤祠利益足够丰厚诱人,乡贤祠里的争斗就不会停止。明清王朝企图通过乡贤祠引导舆论、控制民众,但乡贤祠最终却因利益争斗而丧失了权威和公信力。

权力的游戏:《叫魂》与《山东叛乱》比较研究

《叫魂》和《山东叛乱》集中体现了孔飞力、韩书瑞的“中国中心论”的研究思路。前者通过1768年“叫魂”妖术恐慌,揭示中华帝国的权力运作,后者通过1774年王伦起义,揭示乾隆朝民间宗教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前者分析“叫魂”妖术恐慌的传播机制,倚重因果律,使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后者探究王伦起义动机,反用因果律,使用了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两书巧用清宫档案和地方志书中的一手资料,做到了谨严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两书均采用全知视角,前者的叙述者冷峻犀利,后者的叙述者“慈悲”为怀。在中国传统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士绅,在两书中却看不到他们的实质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明清广西乡贤的共性与个性

受广西山峰绝无依傍、拔地而起影响,明清广西乡贤大多清廉刚介、淡泊名利。广西地处西南边陲,远离权力中枢,自古不受重视,以致文教不兴,官员储备不足,明清时期位至公卿者绝少。广西人口稀少,民族众多,地理位置特殊,长期以来,缺少主流文化,阻碍广西官员结成可靠政治同盟。广西长年雨水较多,空气潮湿,不利于书籍保存,也阻碍了广西乡贤的发展。刚直、清廉、淡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过了头,容易导致个体与官僚队伍的决裂与对抗,广西乡贤在官场中话语权的丧失。

从自修到劝世:孔孟义利观之嬗变

孔子、孟子辨正义利关系,构建哲学体系,均着眼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孔子侧重讲为人的哲学,故重"仁"甚于重"义",而孟子侧重讲处世的哲学,尤其是为政的哲学,故谈"义"比谈"仁"多。孔子以"义"勉人自律,劝人向善,而孟子既以"义"劝人向善,又以"义"禁世为非。孔、孟均是重义而不轻利。孔、孟的义在利先、义重于利思想,对崇德向善、重道德情操、重家国情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审视此义在利先、义重于利思想,有助于塑造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有助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