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与适应——以金沙江河谷傣族为例

人类同所有动物一样,都面临着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金沙江河谷傣族在长期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选择最佳生存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生长机制。这种文化生长机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性文化的教育功能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性教育仍然是一个令很多人望而生畏的话题。在很多少数民族的观念里,性往往带有极其神秘的色彩,一方面人们对性问题采取掩饰和回避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在各种神话、舞蹈、婚礼和宗教活动中展现传统性文化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功能。西南少数民族的性教育就传授的感性知识来讲,惟有在特定场所对特定人员进行,而它的理性知识教育则贯穿于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之中。

金沙江河谷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和谐社会构建

金沙江河谷是彝、汉、傣、白、傈僳、苗等民族共存共生之地,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生态的多样性互相联系。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增进不同民族之间、不同语言系统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相互了解的潜在资源和内在动力,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各民族和谐共处和繁荣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彝族土主崇拜研究

彝族土主崇拜是宗族制发展的产物,其前身是山神崇拜,南诏时期发展到土主偶像崇拜阶段,加之受释道文化的影响,彝族土主崇拜更加多元化。彝族土主崇拜具有庇佑人畜平安、注册人畜灵魂、主管风雨五谷、毕摩护法神、神判等职能,囊括了彝族生殖崇拜、图腾与祖先相迭的复合文化以及释道文化影响下的人为宗教等文化内涵。

云南少数民族农耕祭祀中的性象征及其生殖主题

生殖崇拜大都以祈求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主题,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远远扩及到了对谷物丰收、牲畜兴旺等美好愿望的企盼上。随着对自身认识的加深,先民们对生殖的崇拜不再付诸于赤裸裸的、纯自然的感官对象,而是把直观具体的生殖主题用各种类比物的形式再现出来。性象征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农耕祭祀等日常活动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民间的月经隐语与文化变迁

中国民间有许多关于妇女经血为恶液或污秽之物的说法,并要求人们注意回避经期妇女以避其不洁。嫌恶与避忌经血是中国不论文野的普遍戒律,甚至连提起"月经"这个词都很忌讳。妇女来月经本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人们都不喜欢直说,因此使用月经隐语成了一种常见的民俗文化现象,并长时期在民间流传。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有关月经的表述已逐渐往积极的方面转变。

论彝族“哭嫁”的文化变迁

彝族"哭嫁"是抢婚遗留下来的婚姻习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妇女的血泪史。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哭嫁"早已褪却了最初对不合理婚姻控诉的悲叹意义,而是作为一种婚礼仪式表现出新娘在人生转折时期的复杂心理状态。而现代的"哭嫁"已获得了艺术的升华,成为一种表达情意的抒情媒介。

云南彝族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变迁——永仁县谢腊村彝族生活方式变迁研究

50多年来,永仁县谢腊村彝族婚姻家庭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婚嫁打破了传统血缘、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婚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多元化婚姻模式的传承,为现代谢腊彝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良好基础,"养儿防老"观念日趋淡薄。谢腊彝族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和直系扩大家庭为主,婚姻礼俗中的当事人、父母、媒人的角色发生了转换,青年男女在婚姻中获得了自主权,家庭关系呈民主化趋势,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这种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有选择性地继承了传统、吸纳了现代文化,它对谢腊彝族社会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论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者的性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创阶段,人类学的发展远赶不上民俗学。性人类学研究的推动者首先是一些知名的民俗学家,而不是人类学家。总的说来,中国早期的性人类学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民俗学的烙印。先驱者们的性人类学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却给刚刚引入中国的人类学的本土化发展留下了宝贵的一页。当时的性人类学研究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很深,甚至还有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代中国的性人类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领域涉足性人类学研究的几位实践者都是研究少数民族婚姻家庭问题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同领域的性学研究者开始看到,性存在是多元的,在批判生物决定论的同时,提出了性的社会建构理论,这与人类学对性的研究不谋而合。中国的性学研究逐渐形成了"性人类学"这门崭新的边缘交叉学科,学者们开始对性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

论“梅葛”的历史文化特点

“梅葛”是楚雄彝族最具有代表性的原始性史诗,与民族同生共长,并与原始宗教祭祀、节日庆典、礼仪民俗融为一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特点,如充满浓厚、神秘的原始宗教观念,展示了楚雄彝族家庭婚姻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演变过程,同时还揭示了彝族社会生产力从低到高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阐述了彝族从游牧到旱稻兼作或稻作的农耕演变规律。

苗族民间巫蛊文化视野中的性爱观念

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苗族社会普遍存在着巫蛊方面的民间信仰。有人幻想通过巫术使异性受到诱惑,认为此术可以感应并取悦异性。性爱巫术属于一种鲜为人知的“秘术”,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勾魂巫术实际上是人魂合一观念的表现形式,而用某些动物、植物配制成爱药来激发所迷恋对象的性爱、性欲和性力,也是此种巫术常见的形式。由性爱巫术引申出来的有关“蛊”的迷信思想,始终影响着苗族的性爱观念。

试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性人类学研究

性人类学主要针对部落社会以及其他技术不发达的非西方文化中的性实践进行系统的描述和分析 ,关注的主要是生物的、心理的因素和产生性爱冲动、性吸引以及某种特定性行为的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是性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位大师 ,他对异域社会性实践的田野考察建构了一种文化差异 ,为的是让人们找到反省本土文化的机会 。

彝族火崇拜文化

火是彝族一个重要的自然崇拜对象。自从火在生活中产生非凡的作用,人们对火更加深了神奇之感。特别是对于已产生各种巫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的人类来说,火不仅仅是一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离不开的自然力,而且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神异的灵物。火神也随之登上神坛,并产生了很多敬火、祭火及祭火神、送火鬼习俗。

民间信仰与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存续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彝族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为例

广泛流传于彝族民众中的洪水型兄妹婚活态神话以民间信仰为源头,并借助定期、反复的信仰仪式展演而不断活化和强化。民间信仰又运用口耳相传、文本记述、媒体录制等方式,唤醒并加深彝族民众关于洪水型兄妹婚神话的记忆。彝族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中的主人公或神物即是民间信仰中的祖先神、崇拜物,在供奉、祭祀祖先的活动中人们的神话思想逐渐明晰,神话寄托愈加强烈。依托民间信仰这一载体,神话的自然传承便有序、顺畅地延续开来,所以说,神话与民间信仰水乳交融,难分彼此,两者在强化对方的同时也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存续关系。

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的生殖主题

在云南少数民族看来,人的生命同自身还没有关系,人的创造是神和崇拜物以母体为化育器来完成的。只有初期的原始婚姻形态形成后,人们才隐略地猜测到了生育与男女交媾之间的因果关系。

探寻逝去的生活方式:历史人类学散论

跨学科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一大特点,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就是历史学家应对人类学挑战的结果。历史人类学主要用人类学的方法对过去人们的生活场景进行重构,从而反思和确认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由于现存文献对人类社会生活现象很难有较详细的记述,因此历史人类学家只能借助间接材料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得多,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更多的睿智与机敏,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生活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为探寻人类过去的生活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进而拓宽了当代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视野。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巫蛊文化中的性爱主题

由于受认识能力的限制和生存环境的影响,在南方少数民族的观念中普遍存在着有关巫蛊的信仰,很多人幻想着通过巫术使异性受到诱惑。这种性爱巫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用符咒和某些动植物配置的爱药来激发所恋之人的性爱、性欲和性力则是此种巫术常见的形式。由性爱巫术引申出来的有关“蛊”的迷信思想始终影响着人们的性观念和婚姻关系。

新中国建立以来云南省对娼妓现象的取缔与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对卖淫嫖娼现象进行取缔,妓女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革开放后,卖淫嫖娼现象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呈发展趋势。经过公安部门多次打击,卖淫嫖娼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控制,但卖淫嫖娼活动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要彻底根除这一社会现象绝非易事。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奶妈及其社会地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皇室和贵族家庭的妇女,在婴儿出生后并不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婴孩,而是雇请奶妈喂养。妇女只有在生育之后才会产生乳汁,要作奶妈就必须依赖当时的生理状况。奶妈现象牵涉到妇女的职业营生、社会流动、对母职角色的认定以及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在受雇的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