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

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韩东育教授、王立新教授、李剑鸣教授、邢广程教授、杨共乐教授、晏绍祥教授、哈全安教授、沐涛教授、赵学功教授等九位成员就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王立新、杨共乐、李剑鸣、晏绍祥、哈全安、沐涛、韩东育七位教授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和发展方向做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思考与展望;邢广程、赵学功两位教授分别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科学家对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影响做了专题研究,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挑战与展望

中国海外自由经济区(境外经贸合作区、海外园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载体和对外投资新模式,不仅促进了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也促进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有关海外园区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并取得较大进展,但有关其发展演化、面临挑战和未来研究方向仍缺少系统性研究与探讨。作者基于中国知网(CNKI)、科学网(WOS)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研究,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外园区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回顾。结果表明,现有海外园区的研究主要包括基于类型与案例视角的归纳综合研究、基于文化和制度变迁视角的演绎研究、基于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视角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城市规划视角的规划融合研究以及国外学者和国际经济政治研究与评价。尽管研究内容多样,进展显著,相关研究仍存在中国海外园区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与机制探索、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应对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质疑等问题。未来海外园区研究应拓宽海外园区研究视角,拓展国内外合作渠道与网络,完善理论框架构建与案例研究,总结归纳出适用于不同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海外研究一般性结论,服务“一带一路”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

杂原子掺杂电极用于全钒液流电池中的研究进展

液流电池因其本质安全、超长寿命等特性,是大规模储能的关键技术之一。电极材料作为全钒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其与电解液的界面特性会对液流电池的性能产生重要影响。通过电极表面改性处理方法能够实现其在高电流密度下的电化学活性提升,而电极表面杂原子掺杂技术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本文归纳了以石墨毡为基体的杂原子掺杂机理及其研究进展,着重介绍了碳骨架的原位掺杂和电极表面的杂原子催化剂两种掺杂策略,并总结了两种掺杂策略的掺杂类型和性能差异。其中,依据杂原子的电负性和原子尺寸,阐述了电极材料原位掺杂的机理,讨论了杂原子对碳纤维电子结构的影响方式;根据碳基材料催化剂的种类,介绍了多孔炭材料、碳纳米管和石墨烯三种碳基催化剂的杂原子掺杂对电极材料电化学性能的影响规律。综合分析表明,通过电极表面的原子掺杂不仅可以增加电极反应的活性位点,促进活性离子的迁移,还可以改善其亲水性,增大电极与电解液接触的有效面积。基于此,提出了采用调控电极表面电荷分布、官能团种类、构建缺陷位点等方法有效增强电极材料的稳定性和电化学性能,并有望在实现高电流密度下电化学活性提高的同时获得较高的电导率。

统治理念变迁视域下英格兰加来问题研究(1347—1589)

中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跨海而治的王国,其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天然要求获取更多的土地。与英格兰在大陆的其他封建领地相比,加来并无本质不同。但百年战争后,英格兰在大陆仅剩下加来一地,加来遂成为大陆封建领地的最后象征,寄托着“获取更多领地”的封建统治理念。及至近代,统治者更多考虑的是投入与收益的现实问题。都铎时期,加来防务支出居高不下,羊毛收入却一落千丈;加之玛丽一世卷入法国与哈布斯堡的战争中,致使加来外部形势异常严峻。就现实而言,加来已成为英格兰的负担。1558年加来失守,对英格兰人来说在心理上似乎是难以接受的。伊丽莎白一世对加来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务实灵活、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的近代统治理念,最终取代了跨海而治、追求大陆领地的中世纪统治理念。由于加来最终并不涉及英格兰的核心利益,产生的涟漪不久便平息。历史证明,英格兰的未来取决于海权和海外帝国,而非密切参与欧洲大陆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

欧洲乡村研究在我国的新推进

随着乡村建设成为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如何借鉴外部经验也成为我国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来自诸多领域的学者们尤其对研究欧洲乡村兴趣盎然,并将研究重点从传统的制度史和生产史领域转向全维度的乡村。本文对报刊相关论文的基本观点,从乡村城镇化进程及特征、乡村建设与景观再造、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着力点,以及城乡关系等四方面进行了简略评述,以期为深度研究提供参考。

欧洲城乡史研究方法三题

研究欧洲城市史和乡村史,要尽可能多地运用各种第一手文献资料,包括档案文献、法律法令、契约章程、教堂婚礼洗礼记录、税费登记、时人作品等文字资料,也包括实物材料和图像资料等。除此之外,还应结合已有知识和研究对象,利用甚至创造条件多进行实地考察并思索。所得实景材料有利于深化和理解已有知识,也可能改变某些既有结论,或促使做新的思考、获得研究启示。研究城市史和乡村史过程中还应注重把握细节,以增强论述的说服力。

中国朝鲜(韩国)学研究的特点、问题及对策——以近十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为研究对象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授权发布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的科研类别,在助力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近十年来(2012-2021)朝鲜(韩国)学立项项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课题立项呈现出紧密结合时代发展、反映社会需求、注重基础研究和新视域研究以及立项单位分布较广、立项队伍年龄多层次化等特点。与此同时,朝鲜(韩国)学也存在着立项数量不够多、立项类别分布不均匀、综合性研究不强等问题。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规律和经验来看,朝鲜(韩国)学应该与时俱进,乘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东风,加强跨学科、交叉性研究,并通过重大项目推动研究团队建设,带动更多年轻学人快速成长。

“中国诠释学”的类型与研究方法

“中国诠释学”建立在中国文化独特而自成体系之“一本性”之上,有其自成一格之“中国性”,见之于经世致用之精神、政治之取向以及生命增上之愿景,不能简单视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中国诠释学至少有“实践诠释学”“生命诠释学“”政治诠释学”三种类型,三者都是不同程度的“实学”。在中国实践诠释学中“,诠释文本”与“使用文本”绾合为一。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条件所塑造的“历史性”特别彰显,诠释者的“主体性”浸润在“历史性”之中。中国的生命诠释学,主要表现在诠释者与经典的“相互参与”,尤其是“古”与“今”的相互参与,以及诠释者的“理性”与“信仰”的相互参与。在作为政治诠释学的中国诠释学中“,治道”或“政术”远多于“政道”或“政理”,而且“道德判断”大于“事实判断”。中国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在于将经典诠释言论加以“脉络化”,重视经典诠释者的时间、空间脉络,以及思想的内在脉络,经由细绎二千多年来中国经典诠释言论的思想史研究进路,而提出具有厚度的现代中国诠释学。

资本的人格化:近代欧洲法人学说之争及其启示

随着近代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大公司法人的兴起和发展,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围绕法人的本质和起源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流派,展开了一场跨世纪的国际学术争论。这场法人学说之争始于德国历史法学派,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法学派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学派,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山鸣谷应,和而不同,融汇共生,最后各成其说,影响深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归这场国际学术争论的起点,重新认识这场争论,法人的本质和起源问题便豁然开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表明,法人是经济社会内容与法律制度形式相统一的社会有机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法人本质上是资本的人格化;法人人格也只不过是资本人格化在法律领域的反映,是法律对资本集团事实人格的确认或承认。在其现实性上,法人与个人不是对立或分立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法人与资本一样具有历史性。公司法人的出现,是资本人格化的内在要求、实现方式与具体体现。公司法人的永续性,只不过反映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自身的价值运动过程。

铝硅合金相变储热装置保温结构实验研究

保温结构直接影响储热装置的储热性能。针对铝硅合金相变储热装置的保温问题,本文提出了4种不同的保温结构,测试了不同保温结构下储热装置的外壳温度、耗散功率及其储热效率并进行对比,得出最佳保温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在储热体温度为600℃时,玻璃棉、普通气凝胶、复合气凝胶及真空夹层复合气凝胶4种保温结构的外壳温度分别为91,54,51,41℃,耗散功率分别为589,364,325,151 W,实测储热效率分别为0.64,0.85,0.88,0.94,真空夹层复合气凝胶的保温性能最佳。

欧洲经济史教育对当下经济发展的意义——评《欧洲经济周期趋同研究》

经济史学主要根据历史纵向发展线索对生产力和交换关系展开深入研究,是针对生产力与交换关系在某一历史时期发展状态的详细分析及探索,从中可以总结出大量有关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律,这不仅对财经工作者和经济研究学者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各行业市场经济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突出的影响作用。欧洲经济的历史演进和转型变化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欧洲经济史就是向大众展示欧洲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发展情况及变革。

艺术类自由职业人员群体特征及统战工作对策研究

艺术类自由职业人员积极投身新业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是影响思想舆论、推动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艺术类自由职业人员大多推崇“我的青春我做主”,不依附于某一组织或机构;同时,他们离散度比较高,常因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而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针对艺术类自由职业人员的群体特征,统战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注重平台载体创新,画出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

13世纪英格兰逐出法外研究

13世纪前,英格兰逐出法外是一种严惩暴力犯罪的地方惯例。它主要用于剥夺犯下严重罪行的逃犯受王国法律保护的权利。到13世纪,为应对此时大量罪犯出逃而不出庭接受审判的困境,这一地方惯例逐渐转变为一种强迫逃犯出庭的王室司法程序。这种转变一方面体现了英格兰王权在司法实践上对地方社会的倚重,即王廷仍然选择让郡法庭判决逐出法外;另一方面,英格兰王权并未真正地放弃对逐出法外的控制,通过总巡回法庭和复于法内程序一直对其施加影响,从而尽可能地控制和稳定地方社会。13世纪英格兰逐出法外的新发展体现了英格兰王权和地方社会在维持法律效力和社会秩序方面的相互制衡关系。

威廉·乔治·霍斯金斯与英国现代城市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前后,英国城市史领域发生了一场史学革命,“城市史”自此真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开启了英国现代城市史研究。著名史家威廉·乔治·霍斯金斯则是这场革命中的“先行者”。自20世纪30年代以降,他在过往城市史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率先实现了空间转向与视域转向,将地方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纳入城市史研究范畴,引领建立了经济-社会史范式的城市史研究,推动了英国城市史特别是近代早期城市史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他超越了传统的法律宪制史范式、经济史范式的城市史书写模式,开辟了城市史研究新范式、新路径,从多个方面推动了英国现代城市史研究,为城市史作为一个史学分支学科在英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红色故事翻译策略研究——基于革命纪念馆的案例分析

红色故事承载着我国的精神血脉,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日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英汉语言及中西文化的差异,如何有效翻译红色文本,成功讲好中国红色故事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的多维适应和选择,翻译过程中兼顾语言、文化和交际等多方面转换,以达到翻译文本的生态和谐。本文结合中共一大等代表性革命纪念馆中的中英文材料,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译文得失,进而总结相应的翻译策略,以期提高译文的可接受度,提升我国红色故事的英文讲述能力。

孟子政治论的关键词及其理论问题

孟子的政治论,可通过民本、仁政、王道和推恩四个关键词加以提炼。“民本”是统治者权力合法化之基础;“仁政”是政治活动的本质;“王道”是权力运作之目标;“推恩”是权力运作的方法。这四个关键词环环相扣,使孟子的政治论从理论到实践,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本文首先指出孟子本于“民本”说,主张政权合法化之基础在于“天与人归”,“民本”说源自于春秋时代大兴的民贵思想,并开启此后“天下为公”之理念。但“民本”说与近代“民主”政治仍有距离,因“民本”说只有“民享”与“民有”而无“民治”。“民本”所建立的是“契约政权”,但孟子主张统治者如背叛契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革命推翻之。其次分析孟子的“仁政”说的普遍必然性及其理论问题,指出“仁政”说蕴含“仁之效用化”问题。继而探讨孟子的“王道”理念,指出“王者”是“道德的政治家”,“王道”是“文化的世界主义”,但其理论缺陷在于忽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之差异。最后分析“推恩”理念,指出“推恩”有其母性思维特质,并以“类推”思维方式为其基础。总结而言,孟子政治论以人民为主体,与大一统帝国体制之君本位政治现实互为扞格,他在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世界外,另建一以“良贵”为核心的“天爵”的德性世界,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职份论”,仍深具现代之启示。

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解疑

关于英国人李泰国出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过程,学术界普遍同意他先后得到了两次任命——1859年的何桂清任命和1861年的总理衙门任命。对于两度任命的关系和间隔期中的事件变化则鲜有深入探究,也未有新史料披露。综合现有研究和中英两方历史档案可以发现,何桂清的任命存在着合法性不明的问题,并未获得清廷最高决策层和英方的认可。何桂清任命并非总理衙门任命的起因,后者也不是对前者的确认。大约从1860年初或更早,薛焕等清朝官员开始秘密筹划由最高决策层任命李泰国,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总理衙门任命的结果。英国官方虽然表面上从未认可过何桂清的任命,但出于自身利益一直支持由英国人出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设想。

英国对美国的“反向租借”援助及清偿(1941-194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同时向美国提供“反向租借”援助,是同盟成员国向美国提供“反向租借”援助的典型个案。依据《英美互助协定》,英国向美国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物品、服务、设备和情报,美国则承诺在清算对英“租借”援助时以此作为冲抵。在未包括净价值160亿美元已消耗、损毁或散失援助物资的情况下,英国以信贷方式支付6.5亿美元清偿了价值60.3亿美元的美国“租借”援助。然而,战时美英谈判互助和战后谈判清偿都充分暴露了美国通过“租借”援助谋求长远利益的意图,英国虽尽力抵制,但为了战时生存和战后重建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政策意志。

英格兰银行业的早期现代化

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英格兰银行业从商人、誊写人、金匠等行业中孕育而生。英格兰银行业的起源虽晚于欧洲大陆,但它却通过赋予汇票新功能和在储蓄基础上发行纸面信用票据而成为后起之秀。通过金融网络,银行家把金融创新工具运用于各类投资。利用这些创新和国家主权的支持,英格兰银行将国债货币化,提供了大规模的通货供给。在货币缺乏的时代,英格兰的早期银行业由此具备了货币创造的功能,使货币体系相对较好地适应经济变化的需要。英格兰的银行业凭借通货上创新和创造,超越了欧洲同业,并率先开始了现代化。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养马与马政制度管窥

作为历史上首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疆域辽阔,族群众多,在空间治理与体制运行上高度依赖马匹的移动能力。得益于以往养马的积淀与骑马术的传播,波斯帝国诸多地区养马以及各地在培育马匹上因地制宜,形成了以尼萨马为主要代表的多元种群谱系,可以满足各种功能需求。在养马方式上,则形成了群牧和舍饲两种养马方式,还有舍饲野牧这种灵活的安排。而依靠帝国各地丰富的马匹资源,波斯帝国实行灵活的马政,直接和间接控制大量的马匹资源,满足了国家对马匹的需求,并为对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所关注。总而言之,波斯帝国养马与马政,承上启下,为后世近东各国的养马业与马政留下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物质和观念遗产,对陆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坚实的动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