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三步检验法”与“合理使用”--《著作权法(修订送审稿)》第43条研究

数字时代的"著作权限制与例外"制度,是圈定著作权合法性的地标,也是权利人、使用人及公众利益取舍、妥协的天平。《著作权法(修订送审稿)》第43条糅合国际通则"三步检验法"和美国"合理使用规则",形成开放性列举辅以概括性原则的立法体例,却隐含对二者的双重"误读"。通过考察"谷歌案"在中、美、徳三国的司法路径,并对我国司法实践的相关状况进行案例研究,可以凸显上述"误读"及其理论成因。本文据此探讨以"三步检验法"为基调构建第43条"开放型"权利限制一般条款的理论雏形。事实上,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时颁行司法解释,以"合目的性"和"可预见性"重塑"三步检验法"的"第一步",增加其开放性;修改"修订送审稿"第43条第一款第13项,令其符合三步检验法"第一步"的正当解释;建议借用"合理使用"四大标准来引申和丰富"三步检验法"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同时引入"比例原则"补强其均衡性。

专利诉讼“权利救济实效”的实证分析--兼评中国专利法修订的成效与未来

我国专利权司法保护的权利救济实效,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也是近两次专利法修订的焦点问题。对北京地区2004-2011年各中级法院专利侵权诉讼318份判决书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司法实践赋予外国权利人"附条件的超国民待遇"。其获赔率更高,诉讼费用负担合理,但诉讼周期冗长,形成"讼累"。专利侵权损害证明困难,"法定赔偿"在实践中几成惯例,逐渐远离"以权利人实际损害为基础"的客观主义立场。专利权损害赔偿的司法判定呈僵化趋势,权利救济整体效率低下。回归分析显示,第三次专利法修订提升"法定赔偿"上限的改革,并未被司法实践吸收。"加重赔偿"立法取向,对专利权司法救济实效影响甚微。应内外之需,第四次修订应创造条件,立足客观主义赔偿原则,围绕权利人"信息获取权",捋顺损害赔偿的取证、举证和证明标准问题。"加重赔偿"应在权利人"实际损害"基础上"加重",才有望提高专利诉讼权利救济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