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研究述评

乌托邦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指向引起了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但它的本质精神是超越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掘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批判精神,并针对现实,提出了社会主义要从科学转向乌托邦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必须形成超越批判的乌托邦维度,以坚持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实现传统理想向现代的转化,把以人为本贯穿于社会主义实践中。

社会主义范式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

范式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一个新范式的产生标志着人们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邓小平理论以一系列新的理论、概念、方法开始了社会主义范式转变。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在新的范式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只有从范式转变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才能科学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到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说——传统创新、现实判断与理想追求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雏形

康有为根据西方文明发展趋势,重新阐释传统大同思想,判断资本主义,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梁启超把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相贯通,并把其中的小康、和谐、民生命题与现代社会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雏形。传统创新?现代性判断和理想追求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

民生主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孙中山以"执中鉴西"的理论风格,借鉴西方,创新传统,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民生主义,为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民生主义不是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它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判断西方资本主义,重新阐释传统理想,以"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的选择,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贯的思想遗产。

从五四启蒙到科学发展观

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启蒙是在批判传统中追求人的解放,这也曾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没有从社会基础变革中全面展开,因而导致了"理性的缺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又使人面对着工具理性导致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荒芜。科学发展观在理想与现实、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人的发展确立了切实的实践道路。

从“西学中源”到“执中鉴西”——进化论与近代中国人理想社会追求的范式转变

在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进攻下,近代中国形成了"西学中源"论。随着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从历史大趋势上认识中国的发展,形成了"执中鉴西"的思维方式。这种转变是一种"范式转变",它不仅使人们对中西方关系的认识建立在了历史进化之上,而且使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求索从歌颂过去转向了追求未来,在判断资本主义中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贯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

对乌托邦思想的辨析——兼与卢卡奇比较

乌托邦作为制度化设计是空想的,但其中体现的批判追求精神却是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它既与现代性的悖论相联系,又与意识形态、民粹思想、宗教和文学浪漫主义相共生,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意义空间。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十全十美,因此必须正确认识乌托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近代以来大同思想的嬗变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化

传统大同思想是一个具有历史生命力的"轴心期命题"。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追求中,它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并且在与西方社会主义的共鸣中与之实现了贯通,成为批判封建主义、判断资本主义的根据,为中国人民认同社会主义,以它为目标选择现代化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民生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和现代走向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体现着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现代化的追求。民生就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所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古代与民本相联系的民生思想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潜能;近代以来,民生问题与大同思想的现代转化相联系,使中国现代化追求与西方社会主义取得了共鸣。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追求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创新,体现了对民生问题解决的不同路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把民生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乌托邦及其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意义的探讨

乌托邦既是对美好社会的设计,又表达着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从前一角度讲,它是空想的代名词;从后一角度讲,它又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力量。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时期的儒墨道各家在对现实批判中都体现了一种乌托邦精神。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乌托邦精神又表现在不满于现实的士人的超世追求,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和儒家学者的政治理想以及农民反对封建现实的追求中。近代以来则成为先进中国人判断资本主义、追求公平和谐的大同理想社会的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它仍是消除现代性悖论,建设小康、实现和谐和解决民生的精神力量。

传统批判与现代困惑中的梁启超人学思想

人的解放是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面对中国的积弱落后,他在对传统的批判中追求人的解放;但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他又有许多困惑。对现代性的判断成为他人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前者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后者又使之在传统创新中寻求答案。如何在批判传统、判断现代、追求未来中认识人在中国变革中的意义,是梁启超人学思想中未解的命题。

乌托邦及其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意义

乌托邦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是空想的,但作为一种在现实判断中追求理想的精神,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乌托邦既与宗教和意识形态有关联,又与理想主义和超越性批判精神相共生,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它往往体现为对现代性存在的批判,又表达着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意义空间。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确立理想主义的制度。

早期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和民生主义阐释

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早期国民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的弊端,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吸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融入到民生主义纲领中,使民生主义体现出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纲领的理论特色,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铺平了道路。虽然马克思主义对早期国民党人的社会理想目标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也导致了民生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核心命题

在经典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由于与现代化相联系,这一命题就体现为民生问题。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现代化追求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再到邓小平理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围绕民生问题而展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只有把握民生问题与现代化的关系,才能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

从五四启蒙到科学发展观

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启蒙是在批判传统中追求人的解放,这也曾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没有从社会基础变革中全面展开,因而导致了"理性的缺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又使人面对着工具理性导致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荒芜。科学发展观在理想与现实、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人的发展确立了切实的实践道路。

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理论超越的历史分析

中国现代化追求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形成的,但西方社会的矛盾又使近代启蒙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联系,形成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命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扫除了现代化的政治障碍,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但计划经济又使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不相兼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改革开放启动了现代化,实现了社会主义思维方式转变;把社会主义发展与传统理想创新相结合,使之扎根于中国现代化实践中;以人为本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实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

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化探析

中国传统人学论说因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而走向了道德化,使之包含的批判精神难于实践,因而必须从文化源头上探析中国人伦的特点,进而从儒学思想核心命题转变和儒、墨、道各家的贯通中,揭示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人学思想。这其中,周初人天关系论、儒家大同论、道家出世说、墨家兼爱互助思想在交互辉映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的追求,并为以人为本提供了民族文化资源。

近代墨学终结与社会主义范式转变

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墨学在中国近代复兴并出现以墨家理想附会社会主义现象。这既反映了传统批判中以西学激活传统的要求,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墨家理想虽有乌托邦色彩,但又追求社会平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国人从世界趋势上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必然性,从社会化大生产认识社会主义必然性,实现了社会主义范式转变,标志了墨学的终结。

从五四启蒙到科学发展观

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启蒙是在批判传统中追求人的解放,这也曾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没有从社会基础变革中全面展开,因而导致了"理性的缺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又使人面对着工具理性导致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荒芜。科学发展观在理想与现实、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人的发展确立了切实的实践道路。

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超越及其启示

墨家思想在近代的复兴是与中国社会变革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危机相联系的。墨子的社会理想和他主张的勤勉互助精神最容易为农民所认同,也与民粹主义有联系。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进行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解决土地问题,调动农民的积圾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纠正革命队伍内的错误思想,批判民粹主义,实现了对墨家思想的超越。这对认识现代社会的民粹思潮也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