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博物馆在地方文旅融合发展中的作用--以雷台汉文化博物馆为例

在文化旅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博物馆作为连接文化、旅游的桥梁和纽带,已然成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的增长点和前沿阵地。武威市雷台汉文化博物馆作为武威市乃至西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主题博物馆,将以中国旅游标志之都马踏飞燕为依托,以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为切入点,坚持保护“祖业”、推进事业、发展产业并举,培育文化市场主体,优化发展环境,扩大文化消费以旅游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为立足点,积极融入文旅融合建设发展工作中。

甘肃武威博物馆馆藏大藏经用纸的相关工艺研究

利用光学显微镜、显微激光拉曼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X射线衍射等技术,对甘肃武威博物馆馆藏大藏经用纸的纤维、填料以及染色、书写、绘制材料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察和测试,旨在探明其相关工艺和保存状况。分析结果指出,该大藏经用纸以亚麻、苎麻、构皮及棉花等纤维为原料,经过石灰浸沤及切割、舂捣加工,并以高岭土为填料,制成用于书写经文的纸张。再以靛蓝染色,并以石墨涂敷纸张、赭石描框,最后,以银泥书写经文。该大藏经的保存状况不甚理想,粘连、虫蛀等损害和破损程度都颇为严重,亟待修复保护。此项工作为元明时期河西地区宗教用纸的研究以及该批大藏经的修复和保护提供了重要信息。

千丝万语——从磨嘴子汉墓群出土的汉代丝织品看武威汉代丝绸文化的多样性

武威作为丝路重镇,出土的丝织物数量众多,尤以磨嘴子汉墓出土居多。这些丝织物包括锦、绢、刺绣、铭旌、绦带等,还出土有纺织工具。这些丝织品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寓意深刻、织造技艺高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磨嘴子汉墓群出土的精美丝织品不仅为了解汉代丝织工艺提供了实物资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辟河西四郡以来,河西重镇武威处于丝绸之路中西交通孔道,其纺织技术和丝绸文化的多样性,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最好的实证。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博物馆服务创新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博物馆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服务创新机遇。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博物馆作为传统文物陈列的场所,逐渐成为数字化互动的平台。关注数字技术、虚拟展览和在线互动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以此来寻找博物馆服务的新模式,从而适应当代观众的需求。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了博物馆在数字化潮流中的服务转型,探讨它在“互联网+”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金错泥笛看前凉手工业发展状况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前凉金错泥莆,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有明确纪年的十六国时期宫廷用器,以其器型铸造精美、铭文内容丰富得到学界的关注。泥笛底部铭文详细记载器物名称和制作机构、时间,反映了前凉末期宫廷手工业制作的严密程序。“错”和“铸”作为两道程序分开进行,体现了前凉官方手工业的发达水平。究其原因,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政局相对稳定,中原世家大族大量迁徙至此,进一步繁荣了当地文化;大量工匠因避难迁入,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河西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是铸造业、手工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宫廷手工业技艺精湛,与当政者设立专职部门进行鼓励发展有很大关系。

武威皇娘娘台遗址齐家文化遗存研究

皇娘娘台遗址位于武威市北郊,是一处重要的齐家文化遗存。历经四次发掘出土大量文物遗存,本文以这些遗存为基础,对皇娘娘台人群的日常生活、生产工具、丧葬习俗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探究墓葬中出土绿松石、玉石料的来源,从而在宏观方面讨论皇娘娘台遗址代表的聚落等级。

武威雷台与前凉灵钧台考辨

基于对今雷台内汉墓封土情况的考察以及清代武威人段永恩有关灵钧台诗文的研究，本文认为铜奔马的出土地武威雷台最初应只是台下几座汉代砖室墓的封土。至后世，或于不知情的情况下，此墓封土又被重新加筑，从而形成今日所见之高台。后因其上供奉道教神仙雷祖而被称作“雷台”。作为一座汉代墓葬封土，雷台与张茂所筑灵钧台没有任何联系。因此，雷台不是前凉张茂所筑的灵钧台。

从武威的西夏墓看西夏葬俗

西夏党项族主要的丧葬方式有水葬、天葬、火葬、土葬、塔葬5种,包含不同民族文化因素,它吸收了汉族传统文化,同时还保留了许多民族特色和习俗,也是汉族文化与北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本文从甘肃武威发现的七座颇具特色的西夏火葬墓来了解西夏火葬的形制及其特点。墓中出土的一批木器、木板画和四座木缘塔等文物,为研究西夏的葬俗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武威出土的大型青铜鍑浅考

铜鍑在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一般除用作烹饪炊具外,兼作盛食器,也是祭祀活动中的礼仪用器。2006年4月27日,武威市凉州区张义镇河湾村出土了一件形似高脚杯的大型青铜器——青铜鍑,该铜鍑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三虎耳小圈足青铜鍑,也是迄今在甘肃境内发现的器型最大的早期青铜器,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匈奴统治武威时期,这里是匈奴休屠王的牧地,曾在这里修建了休屠城、姑臧城,该铜鍑当是这一时期的遗物,由此可见当时匈奴国力的强盛,在北方草原民族中其青铜铸造水平首屈一指,社会经济已相当发达。

从武威的西夏墓来分析西夏葬俗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我国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先后发现多座西夏砖室墓,并有明确的记载,而出土的文物、随葬品也为研究西夏墓葬文化提供了详细而真实的参考资料,并且通过墓葬的重见天日,更是印证了西夏文化融合的的论断,让我们能够近距离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感受千年前的西夏王朝独有的文化内涵。在此,本文就详细探讨和研究了西夏的各种葬俗、西夏墓葬的形制、规格以及所反映出的葬俗特点。

文物保护 意识先行

文物是历史发展的印记,是社会文化、民族精神的承载体,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目前,我国全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物保护意识,践行落实文物保管和陈列工作,对推进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发扬和继承有着重要意义。现以文物保护意识概念、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作用为切入点,从意识层面、行为层面以及工作层面对如何体现工作人员文物保护意识进行了分析。

《民国康陶然生祠记碑》考述

《民国康陶然生祠记碑》又称《武威县长康公生祠碑》,是为了纪念曾任武威县长的康敷镕所立。此碑是康敷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最好证明,为进一步了解、研究康敷镕生平事迹等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代表了当时武威的文学、书法水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民国时期武威田赋制度的变迁、民风、民情等方面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前凉晋昌太守梁舒墓表》考释补正

本文对《前凉晋昌太守梁舒墓表》进行了释读补正,并对墓表中出现的地名、官职、墓主郡望及前凉姑臧城址进行讨论,对研究前凉的政治经济有一定的补益之用。

一幅明代水陆画颜料的分析鉴别

水陆画是水陆法会供奉的绘画,它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本研究利用体视显微镜、偏光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和拉曼光谱等技术,首次对明代绢本水陆画颜料的形貌、成分进行了观察和测试,并分析了它的保存状况。研究表明,其红色颜料为混有少量铅丹的朱砂;蓝色颜料由蓝铜矿、赭石和白云母混合而成;浅蓝色颜料为靛蓝;绿色颜料的主体成分为氯铜矿,间有少量孔雀石和蓝铜矿;白色颜料则为水白铅矿及微量石膏。观察显示,部分颜料有开裂和剥落的现象。不难认识到,此项工作可为水陆画的颜料使用、保护修复和艺术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西晋《临辟雍碑》碑阴题名所见“敦煌散生”及相关问题

1931年河南偃师县发现的西晋《临辟雍碑》碑阴题名列有“敦煌散生”5姓6人,尽管不能反映西晋初年敦煌大族姓氏构成的历史全貌,但为研究汉唐时期敦煌家族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临辟雍碑》碑阴题名所见凉州诸郡散生,作为河西各地豪右大族力量的政治代表,是西晋初年武帝解决“凉州问题”的重要支持者。“敦煌散生”在碑阴题名中“亮相”较金城、西平散生情况有所不同,主要协助司马氏解决敦煌大族割据问题,与秃发树机能“凉州之乱”无关。而“敦煌散生”不见叛乱的令狐、宋氏家族,张、索、氾氏诸人物亦排除在外,也体现了西晋统治者在敦煌散生名额遴选政策上的特殊指向。

西夏木缘塔考补

武威是西夏西凉府的所在地，是仅次于首都兴庆府的第二大城市，“大夏开基，凉为辅郡”。迄今为止，在武威境内发现的多处西夏遗址、遗物，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中，西夏木缘塔以其独特的造型、丰富的文化内涵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现珍藏于武威市博物馆。

考古所见吐蕃时期海西佛教遗存考论

近年来,青海海西地区发现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遗存,主要包括摩崖造像、石刻文字、遗址以及舍利容器、石狮、象等随葬器物。论者多认为这些考古遗存和遗物与吐蕃时期海西地区的佛教发展有密切关系。但与佛教在吐蕃本土的发展轨迹相类似,这一时期佛教在海西地区的影响范围和深度非常有限,包括苯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教信仰仍与佛教信仰并行发展。

西夏碑最初发现地考证研究

根据张澍诗文记载，他最早于武威清应寺内发现西夏碑，而武威清应寺正是西夏碑中所记载的西夏凉州护国寺，位于寺内的姑洗塔也正是西夏碑中多次提到的那座充满灵异色彩的宝塔，即护国寺感通塔。但是西夏碑确实被后来学者发现于大云寺碑屋内，致使今日学者对于张澍发现西夏碑地点持怀疑乃至否定的观点。纵观大云寺塔与姑洗塔的历史，根据阿育王奉佛舍利建八万四千塔的记载，可以断定西夏碑的最初发现地应是武威清应寺。

清乾隆二十五年“凉州儒学廪膳生员修缮钟楼”碑

乾隆二十五年“凉州儒学廪膳生员修缮钟楼”碑，刻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四月，现保存于凉州大云寺的古钟楼内。本文就该碑做一详细介绍，并就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作一阐述。

《重造梵音藏经碑》碑文考释

《重造梵音藏经碑》，刻立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二月，原保存于凉州清应寺内。从碑文可知，该碑记载的是清康熙年间由孙思克主持并会同西宁静宁寺世袭大国师乔锁喃扎思巴等一起重造梵音藏经之事。因此。该碑文就成为了解和研究北斗宫藏经阁历史沿革及重造梵音藏经经过情况的珍贵历史资料。本文就此做以考释。